摘要：

　　文/罗建华
　　新闻界去年初冬走了范敬宜，今岁初秋又走了马达——这是一位比范敬宜更老的老报人。当范敬宜摘掉“右派”的帽子重回辽宁日报当记者的时候，马达受命出任“重灾”之后文汇报的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新时期的文汇报是从马达开始的。
　　我有幸与马达有一面之缘。1999年1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马达。当时马达已有74岁高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像巴金。一样的满头银发，下巴也倔强地外翘着，神情淡定而谈锋甚健，不时出语惊人。谈及报纸头版流行一时的大块指令性报道，他直斥“面目可憎”、“完全是办公厅加统计局的操作”、“拿去包大饼油条好了！”这些犀利的话语，总是引爆共鸣的笑声，也让我记忆犹新。
　　这位静如儒雅学者的老报人，曾经“雷霆走精锐”，有过非凡的壮举。在1978年那个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变幻莫测的特定阶段，是他，从记者钟锡在食堂的交谈中，获悉复旦大学墙报上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立即找来拍板发表，而《伤痕》正是《人民文学》杂志的退稿；是他，与记者周玉明一起去看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破例连续三天每天拿出一个版连载剧本（当时报纸仅有四个版），而“天安门事件”当时还是北京城犯忌的话题！
　　《伤痕》、《于无声处》犹如春雷骤响，产生巨大的震撼，不说敏感的美联社当即播发消息，就说我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工人，也在武汉一家钢厂的角落受到感染，不然不会在日记里留下记载。
　　这就是一位总编辑以过人的胆识，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发出的思想解放的先声。如果说，1965年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文革”的导火索，是一次口衔天宪的政治运作；那么，1978年文汇报发表《伤痕》和《于无声处》，开启“拨乱反正”的计时器，则是一次坚持真理的报人行为。
　　总编辑应当站在历史潮头，遥看百舸争流，深究万潮奔涌，这才能当之无愧，这才能真正引领舆论，合上时代车轮滚滚前行的节拍。
　　马达为什么能这样呢？
　　范敬宜评价：马达之所以外号“马大胆”，是出于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兼具了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
　　马达的敏感和勇气，从何而来？
　　接替马达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张启承，在回忆文章《难忘马氏风格》（2011年9月13日文汇报《笔会》）中披露：马达信奉“办报无官”。
　　1981年4月，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突然受到批判，新华社播发军报一篇评论文章，全国报纸遵令纷纷转载。马达认为这种方式重复过去“大批判”的做法，上纲上线，让心有余悸的人们又生疑虑，社会效果不好，不予理会。见文汇报没动，上海市委分管领导打电话五次之多，“三令五申”要求转载。争议最后上到市委书记办公会，分管领导当面拍了桌子，马达不为所惧，申述理由，一再抗命，避免了转载可能引发的思想混乱。
　　另有一篇有关重大工程剪彩仪式的报道见报后，两名出席并讲话的市领导都不满意，都认为自己不够突出，乃至在市新闻通气会上，市委主要领导出面打招呼：这样吧，以后发这类稿子先送领导秘书看看。在座的媒体负责人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好协调矛盾，唯马达独发异声：连这样的稿子也送审，还要我们总编辑干什么？
　　马达的总编辑角色定位是明确的。大到关键时刻的“发”与“不发”，小到日常报道中的“送审”与“不送审”，自有准头。他道“办报无官”，恰恰反映了他胸有大局、胸有人民的时代担当。
　　2007年，笔者出任武汉晨报的总编辑，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不是来当官的，我只是一个报人、一个文化人”，因为报纸本是一方精神创造地，也本是一方精神栖息地，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官本位”的浸染，渐渐淡漠了人文情怀和知识分子气息，应当有更多的人来坚守。今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界，有多少人还能步入“无官”之崇高境界？
　　一任总编辑，能做一两件彪炳报史的大事，那就功德无量了。马达于历史大转折时期，铸就一代报人的独特风范，留下“办报无官”的精神遗产，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更是弥足珍贵。
　　
　　（作者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