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高金国
　　在纽约的一位中国网友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路过（纽约）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楼下，对着广场的电视中，CNN正在报道小悦悦离世的消息。我一瞬间就感到血往头部涌，眼眶湿润。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界的十字路口。CNN播出监控录像片断的时候，是把最残忍的压过去那一幕剪掉了的。
　　微博不仅改变着信息生态，也改变着传播理论。“小悦悦事件”，无疑就是一个可能改变传播学教材的案例。
　　可能被改变的传播内容，就是传说中的“拟态环境”。上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了一个经典概念——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容易把媒体报道的社会环境，当成真实的社会环境来看待。举例来说，假设某个城市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事故、纠纷以及好人好事、会议、志愿者行动等，一共100件，而报纸只能报道10件，其中3件是凶杀盗窃、3件涉及事故、3件意外事件、1件志愿者活动。这种选择无可厚非，因为报社有自己的新闻原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刊登。但这种选择的结果，会让读者把这10起事件构成的虚拟环境（拟态环境），误以为就是真实的社区环境，认为社区中充满着暴力、盗窃和各种意外，令人不安。这种拟态环境，是可以由权威、主流媒体来进行控制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控制负面新闻”。客观上讲，负面新闻的减少，的确会对受众的心理产生调节作用；这也是一些人批判媒体时所指出的“麻醉作用”。
　　对“拟态环境”的控制是否合理？这个问题恐怕没人能说清楚。主流媒体自身对新闻的选择，本身就是对拟态环境的一种控制与调节，它们如果一味刊发负面新闻，自然就造就了一种相对负面的拟态环境。而此时，如果政府部门要求“正面宣传为主、减少负面报道”，那只能说是对媒体调控拟态环境的一种“反向调控”。谁都不敢说主流媒体创造的拟态环境能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保持绝对一致，而市场竞争的加剧，往往导致主流媒体无视这种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拟态环境过于负面，导致社会心理问题愈演愈烈。主流媒体刊发一位市民自杀的消息之后，往往引发数位“模仿者”，导致自杀事件的报道连续出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部门对主流媒体“负面报道”的干涉，并非毫无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微博出现了。这让政府部门的调控虽方寸未乱，但已步履维艰。
　　“小悦悦事件”是个典型例子。这一恶性事件首先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导致群情激愤，最终引发境外媒体注意并竞相报道。而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则体现了政府部门对拟态环境的调控意向。不少媒体首先是把“救助小悦悦”转为报道重点，随后，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开始加大了对“好人好事”报道的力度。不少原本“不起眼”的救助行为，被人为放大，力图扭转被微博改变了的“拟态环境”。
　　遗憾的是，效果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扭转”事出仓促，在“小悦悦事件”突然爆发后，仓促应战，很难找到好的正面典型，在传播效果上无法与“小悦悦事件”抗衡。
　　从传播效果上来说，主流媒体对拟态环境的扭转，本身也有先天不足。微博作为一种个人化媒体，个人成了“新闻资讯把关者”，这种把关，让他们可以无所顾忌。既然个人对负面新闻更感兴趣，那么，就可以随意报道或者转发这类信息。
　　微博是个性化媒体，具有人际传播中的“面对面效果”。比如，某位明星本来高高在上，但如果你的留言被他回复，那就是一种类似于面对面的传播效果，会让粉丝们激动不已。这种传播效果，无疑更具威力。在负面新闻的传播中，这种“面对面效果”带来的亲和力，也使得微博的传播效应被放大。
　　总而言之，微博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传播途径，而且造就了一种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拟态环境，那就是负面新闻的数量远大于正面信息，负面新闻的传播速度远快于正面新闻。从这个角度而言，微博就是一个放大镜——拟态环境的放大镜。其对生活黑暗面的放大效果，不容忽视。不少网友已经指出，自己不愿意上微博，就是因为一上微博，就感到心情压抑。当然，这也是当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反映，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和谐、高效的社会管理手段来解决。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