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勇

　　2013年6月29日，我在《新京报·评论周刊》刊发了一篇访谈《好社会需要“管理好人心”》，访谈对象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其中讲到“赶快收拾人心”，李强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要不断优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正”。

　　2012年7月31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评《赶快收拾人心》，提到“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这两篇文章，不约而同提到了同一篇评论——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社论说，“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次日，这篇评论被《大公报》转载，风靡全国。次年，国民党退到台湾。

　　《赶快收拾人心》，应该算是殷海光的成名之作。写这篇评论时，殷海光29岁。之前，他于1938年入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6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同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由于这种逻辑层面的专业功底，假如殷海光在世，他看到“殷海光是如何写评论的”这样的题目，会忍不住抛出一系列问题，殷海光写的评论，是什么时期的评论？1949年前为《中央日报》写的评论，还是1949年赴台后为《自由中国》撰写的评论？不同时期的评论，不同篇目的评论，会有不同的写作思路和落笔方法，如何探讨具体写法？这就是典型的“殷氏风格”，率真坦诚，追求自由，讲究逻辑。

　　事实的确如此，殷海光的成熟评论，大多见于《自由中国》，如《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独裁怕自由》、《不要怕民主》、《是什么，就说什么》等。

　　尤其“是什么，就说什么”，被殷海光视为立言的基准，甚至是“极权与民主的分水岭，科学与玄学的大界线”。

　　大道至简，大快人心，践行尤难。在当时国民党对言论思想禁制的黑暗时期，殷海光的评论尤为难得。1960年，《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刊发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轰动一时。从政治判断上看，堪与其12年前的《赶快收拾人心》相媲美。

　　应该说，在历来写评论的作者队列中，殷海光是最接近专业评论写作的，在撰写评论、书评、社论的同时，他有不少经典的篇目致力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如《从有颜色的思想到无颜色的思想》、《正确思想的标准》、《怎样判别是非》、《论认知的独立》、《逻辑究竟是什么》等。

　　在殷海光生活的台湾时期，他是以自由斗士的形象出现的，从认识论层面看，他追求的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常识能够得到实现。在他看来，在这个公共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怎样保持各人之有益于己而无害于人的选择、信仰、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前提之下，企求一个大家共同交通及基本生活的层界。而这，需要摈弃“有颜色的思想”，追求“无颜色的思想”。所谓“无颜色的思想”，是一种“纯认知的思想”，不能是诉诸情感，不能是诉诸成见，不能是诉诸权威，不能是诉诸巨棒。

　　不止于此，殷海光追求的乃是致力于一种“科学的致知模态”：不故意求同，不故意求异，不存心非古，不存心尊古，不存心薄今，不存心厚今，不以言为己出而重之，不以言为异己所出而轻之。

　　简单说，就是“是什么，就说什么”的正确思想。何为“正确思想的标准”？殷海光的答案是“经验与逻辑”，“有而且只有把握着经验与逻辑的技术，我们才能在繁复中把握着简单。我们能有这样的把握，才能从事正确的思想。有而且只有正确的思想家才可能是没有任何颜色的思想家。没有颜色的思想，是澄清这个混乱时代所真正需要的思想”。

　　根据这个标准，他又罗列出七种谬误，比如诉诸群众、诉诸权威、诉诸暴力、诉诸怜惜、人身攻击、以自我为中心和过分简单。

　　学者熊培云曾说，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其实，我们错过了殷海光，将远不止错过一百年，他留给我们的财富，远没有被足够重视。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