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技术与内容上的融合，更是以深度连接重塑媒体角色，以新闻为纽带，将个体重新整合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

　　摘  要：实现良好的政治沟通需要媒体革新传统的新闻理念，进行自我革命并投身到用户之中。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技术与内容上的融合，更是以深度连接重塑媒体角色，以新闻为纽带，将个体重新整合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媒体融合；介入与连接；社会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传统媒体大量的报道为其迎来了高光时刻，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也值得总结和反思。全媒体的内容呈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共联系和舆论的引导，但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的报道并没有缓解公众焦虑，更遑论凝聚社会共识。[1]解释性公共新闻的缺失以及疫情中个人信息选择的偏向，加速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断裂，公众的理性互动与对话难以为继。因此，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传统媒体在公共性的营造上应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意味着处于融合转型中的传统媒体需要深刻反思其当前的融合路径，尤其是如何从“姿态性融合”中走出来，利用算法等“元媒体技术”革新内容生产的逻辑理路，提供契合公众需要的新闻公共产品。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新媒体媒介实践

　　（一）超域化节点传播

　　“超域化”的概念延续了吉登斯的“脱域”思想。吉登斯认为，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通过对“脱域”的阐释，表明了时空分离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社交媒体的虚拟化特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时空分离。人们彼此的关系不再依赖传统的时间、空间、血缘、工作乃至现实的生活场景，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中介能够将从传统社会脱域后的人们再次连接起来，从而形成“超越脱域”的现象。

　　社会关系的超域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会呈现一种原子化孤立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巨大的信息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网络中的任意节点实现超越时空的互动与聚合。这种作为关键要素的节点并不是各种终端，而是生命个体的人即网络用户，他们是信息的流通的关键环节。[2]新冠肺炎防疫的物理隔离，使得人们对群体间的社交距离感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虚拟的数字交往与生活并没有造成人们的不适，反而营造出了全新的“在场感”和“代入感”。

　　（二）圈层化互动与群体排斥

　　节点化的网络社会由互相嵌构、自然散落的多维“圈子”构成，进而呈现出“圈层化”的传播机制。[3]新技术对于时空距离的重构，让个体能够实现超越时空与彼此情感相通、志趣相投的人连接，并建构成一个个关系紧密的“小世界网络”。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破坏力不仅在于病疫本身，还在于信息疫情在社交媒体上的弥漫。涌动的疫情信息流以个体为节点，在不同的圈层中流动、起伏、对冲与反转，搅动着公众情绪，制造公共焦虑。

　　（三）病疫记忆的书写与文本的多样性

　　和2003年的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病疫社会记忆的建构不再是由传统媒体主导。新媒介在疫情集体记忆的书写实践中，引入了全新的逻辑、视角，也扩大了集体记忆的空间，个体与个体在共时的表达中被嵌入更宏大的社会历史之中。

　　疫情期间，网民在新媒体平台上用摄影、视频、绘画、音乐等多样化形式参与到共时的网络空间中进行着极具个性化的记忆书写，进而成为和主流媒体同等重要的话语表达与记忆符号建构。在关于疫情的集体记忆生产中，普通市民、医护人员、自媒体创作者的观察和日记比传统媒体更加微观和真切，其中流露着个体对疫情的生命体验。当个体创作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集体记忆相勾连，大量的个体化“数字记忆”以幽默、讽刺、对抗，以及混合着反讽、递归等文化形式，影响并消解着传统媒体的记忆生产。

　　主动介入革新媒体传播的观念

　　（一）有意识地介入，激活用户的潜能

　　作为一种强介入的新闻生产理念，建设性新闻可以为融媒体新闻报道提供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建设性新闻更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主张以“介入性”替代“客观性”作为媒体报道的价值内核。所以，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需要放弃作为观察者的客观和理性，要从新闻生产的中心和高塔上走下来，深入具体的社会问题之中。

　　后疫情时代，传统媒体融合还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变革传统的新闻生产理念，以更开放的形式提升用户在新闻生产中的参与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危机中，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疫情书写表明了网民对公共传播的需求，它倒逼着媒体引导更多的用户参与到疫情报道中来。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可以激活用户的潜能，引导他们参与到疫情信息的编辑、查验、辟谣与转发等环节，进而提升传统媒体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二）营造新媒介仪式，强化“身体共在”反应

　　抖音和快手作为个体日常生活实践的舞台，让用户在碎片化的数字表演中享受着虚拟的快感与沉浸式体验。这个舞台也给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还可以为传统媒体的内容提供流量入口。这种液态化的临场感，有助于传统媒体构建一种共同在场的媒介仪式。

　　以“疫情英雄归来”为关键词搜索短视频平台，我们会发现动辄百万以上流量的视频比比皆是。这些视频成功的关键在于用户在刷屏行为中产生的“互动仪式”。“英雄归来”的创造者在洞悉用户认同表达与情感抒发的需求下，用一种近乎表演的视觉文本来抵达用户内心。短暂沉浸仪式体验，让数以万计的观看者成为共同加入的际遇者，彼此产生“身体共在”的反应。

　　深度连接重塑媒体角色

　　（一）连接与反馈，参与社会治理

　　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应该具备城市治理的胆略和视野，在新传播技术支持下，进一步延展自身的功能，参与到社会发展与治理之中。

　　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来说，新兴媒体为传统媒体的公共服务型新闻实践带来更多可能。传统媒体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准入扁平化、互动性特征，创建新闻社区、互动群组与服务查询功能，以城市为中心将网民吸引进来，进而利用信息、互动、问政与服务机制持续地、随时随地将本地网民连接在一起。建立这种连接，需要传统新闻业的自我革新。要以开放的姿态深入网络，在政府、社会与网民之间搭建一个公共交流的环境。

　　（二）对话与信任，培育社会共识

　　算法技术的发展使得用户的信息消费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千人千面”的信息推荐机制模糊了新闻信息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边界。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下，个性化需求与公共性传播发生碰撞。正如后真相呼唤后共识一样，共识消解、个体麻木与疏离之下，人们需要建立信任、重建共识。这为传统新闻业提供新的机遇，这也是传播技术变革时代传统媒体的使命。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应回归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就是生产、传播与凝聚社会共识。在变革的传媒生态环境中，新媒体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渠道。因此，传统新闻业可以同新媒体平台融合，遵循新媒体的规则、文化与逻辑，输出公共性的新闻产品。以真知真相赢得信任，以对话互动达成认同，在认同中培育和实现更大范围的共识。

　　（三）契约与合作，回归公共性

　　新闻业的契约可以被理解为以人民为中心、以新闻真实为核心、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标，以专业操守为行动指南的一系列内容。它可以被看作新闻业的义务，也可以是新闻业对受众的承诺，更是从业者的自律与良知。虽然传播技术在演进，新闻实践在变化，但是这种契约不能放弃。传统媒体人曾经被赋予“无冕之王”和“包青天”的美誉，客观上反映出了公众对于传统媒体新闻业的信任与期待。产生信任和期待的原因之一，就是新闻业对于其契约的履行。技术的迭代加剧了媒体转型期间的生存境遇，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导致了责任主体的泛化。部分媒体放弃了精神契约，为了迎合用户阅读习惯和情绪化需求而用力过猛，丢掉了自己应有的公信力。所以，传统新闻媒体的融合不仅在于表层的技术上，更在于实现与新媒体的水乳交融后如何延续与受众之间的契约，重新将受众拉回公共议题之上。

　　后疫情时代，媒体与用户的合作不是支配与控制，而是互惠协同的关系。这种协同行为的形式有很多，如众包新闻、参与式新闻、粉丝社群评论、线上新闻策划、线下活动组织等。在这种协同合作中，传统新闻媒体扮演着组织者、服务者与平台的角色，既充分尊重个体的权利，又作为协调者对培育健康的具有公共性的网络社群具有积极意义。

　　结  语

　　媒介融合不仅是媒介本身在技术层面和生产层面的融合，还应推动社会的融合。疫情期间的媒介实践显示，人们连接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上，这种连接关系不仅是人们生命中与之俱来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得以进步的永恒力量。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可以以治理者的角色融入社交媒体的传播语境之中，将新闻作为与个体连接的纽带，将个体重新整合到社会的公共生活之中。

　　参考文献：

　　[1]史安斌，戴润韬.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新闻传播：挑战与探索[J].青年记者.2020(5上).

　　[2]吴志远.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8(11).

　　[3]张佰明.人的整体性延伸的传播形态——节点传播[J].现代传播.2014(5).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