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3年，时任《生活》周刊主编的邹韬奋开始第一次流亡，这次流亡一直持续到1935年，两年的海外视察及研究所得汇编成萍踪四集。邹韬奋于

　　1933年，时任《生活》周刊主编的邹韬奋开始第一次流亡，这次流亡一直持续到1935年，两年的海外视察及研究所得汇编成“萍踪四集”。邹韬奋于1933年7月14日离国赴欧，陆续写成的海外通讯一开始刊登在《生活》周刊上，同年12月，《生活》周刊“迫于环境，无法出版”，于是他将剩下的通讯集结成册。其中，《萍踪寄语》的初集偏重写英国，二集偏重写德国，三集全部写苏联，在苏州看守所完成的《萍踪忆语》则全部写美国。在《萍踪寄语》的弁言里，邹韬奋自述其于海外观察研究和持笔叙述时，心中常常怀着两个重要问题：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这与当时民族危亡、战火纷飞的时代环境分不开，也与其作为知识分子和报人的忧国忧民、担当抱负紧密相连，使得他的海外通讯明显区别于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旅欧游记，兼具文学性与思想价值。本文拟从邹韬奋的成长经历出发，结合其新闻记者、报社主编、英文教师等典型知识分子身份，立足“萍踪四集”文本内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分析邹韬奋海外通讯的特点，并与当代海外游记进行对比，尝试描述不同时代的新闻人相似的理想抱负。

　　平民知识分子视角

　　邹韬奋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既接受了封建礼教与旧思想的“熏陶”，也因偶然进入以培养工程师为目标的南洋公学接受了新式教育。他在南洋公学成绩优异，多次获得“优等生”资格，得以免除下学期的学费。在意识到自己更适合文科之后，邹韬奋成功从南洋公学上院（大学）的工科二年级跳到了圣约翰大学的文科三年级，大量参考书的阅读和以英文作为研究工具的训练都为他的知识分子视角打下坚实基础。毕业之后，邹韬奋先做纱布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又为《申报》翻译新闻函件，同时还在上海青年会中学代任英文教员，后来他的工作又历经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中华职业学校英文教务主任、《时事新报》秘书主任和《生活》周刊主编。可以看到，从求学到工作，邹韬奋走的都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道路，因此他的海外通讯才能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不仅反映了异域的风土人情，还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

　　知识分子的视角使邹韬奋的海外通讯主题宏大、研究深刻，与此同时，他的平民视角又让他的通讯作品具有大众化倾向，这也符合《生活》周刊的平民化读者定位。在创办《生活》周刊之初，编辑部只有三个职员，即使后来销量猛增，邹韬奋也未曾从中获得什么私利，其流亡期间的考察费用也是由友人东拼西凑而成的。邹韬奋的平民视角与他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周刊的读者定位息息相关。特定的经历与环境会造就特定的人，邹韬奋的平民知识分子视角让他的海外通讯亲切生动，同时又饱含对国家前途和道路探索的忧思。

　　中文写作功底积累

　　邹韬奋的《萍踪忆语》被周恩来称赞为“关于美国的全貌，从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1]，可见其功底深厚。邹韬奋从小偏爱国文，除却《曾文正全集》等八大家专集和《经史百家杂钞》等古籍，他还对《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和汪精卫的笔战、《时报》上黄远生的《北京》通讯、《甲寅杂志》上章士钊早期的政论等着迷，由此促发了其做新闻记者的动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伴随着邹韬奋对写作的认知变革和新闻工作的经验积累。

　　（一）写作需有中心思想

　　在南洋公学附属中学学习期间，邹韬奋初年级的国文教师朱叔子每每逐一点评学生作文，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学生的立场和思想，总是言之有物。故而，邹韬奋从中得出写作要诀之一：“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简介，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对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2]

　　（二）内容比技术更重要

　　求学期间为经济所困，邹韬奋曾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投稿，内容多是关于学生修养，是他在当时的学生群中观察所得。他由此得出写作要诀之二：“要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实践或经验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3]邹韬奋曾自述自身的“知识荒”，赴国外考察对他来说是拓宽眼界、增加见识的重要机会，也只有如此，他才能代表读者的耳朵、眼睛，陆续写出国外的所见所感。

　　（三）永远不要忘了读者

　　在职教社工作期间，邹韬奋曾编译一本《职业智能测验》，他依据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地将其翻成中文，却收到了诚恳而严格的批评，因为他忘记了这本书的重要对象是中国读者，而没有顾及读者的理解力、心理和需要。这个教训让邹韬奋得出了写作要诀之三：“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4]

　　如果说平民知识分子视角为邹韬奋的海外通讯奠定了思想深度和高度，那么常年的中文写作训练和功底积累就为通讯撰写准备了工具和武器。

　　考察不同社会制度与道路探索和思想转变

　　作为通讯作品，“萍踪四集”是邹韬奋代表读者的眼睛和耳朵去了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发达的几个国家，并通过文字向读者报告；而作为考察记录，“萍踪四集”又研究了各国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和趋势，对比了不同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

　　（一）意大利法西斯与德国纳粹

　　邹韬奋于1933年8月6日到达意大利布林的西，在接下来的十日里，先后游览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等名城。除却对教堂、城堡等雄伟建筑物的描写，邹韬奋对意大利的政治、民生和一般人民的习性着墨颇多。

　　政治方面，在《表面和里面——罗马和那不勒斯》一文中，邹韬奋详细叙述了意大利法西斯十周年纪念展览会的情形：“……原来他们只不过按年把该国法西斯一党发展中的杀人照片，‘烈士’照片，所用的刺刀旗帜等等，陈列出来……”[5]从行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邹韬奋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态度。威尼斯街道上普通人衣衫褴褛；罗马城内没有乞丐，城外却很多，仿佛堂皇教堂下的黑暗地窖；南方名城那不勒斯街道龌龊，破烂程度不亚于在印度孟买所见的贫民窟；以及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比，意大利的妇女职业发展算是落后。虽然并未言明，但在邹韬奋的笔下，由法西斯政权掌控的意大利表面辉煌，里面却“穷相毕露”。

　　和意大利相比，邹韬奋对德国的描述更具有系统性。他首先谈到德国的政治特点，第一是领袖政治，称其为一种盲目的奴性的服从；第二是“褐色恐怖”，集中营和秘密警察带来残酷景象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与意大利法西斯相比，德国的纳粹具有浓厚的种族成见，并且在其治理下，德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纳粹政府无法解决经济难题，反而与妇女为难，不仅把妇女推回家庭，还用生育绑架妇女。种族成见和对妇女的绑架使德国得以限制升学人数，以此禁锢思想、提高所谓“民族的可靠性”。作为报人，邹韬奋以一篇《德国新闻业的今昔》描述了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新闻业：昔日由犹太人包办的乌斯太音报业集团现在生意清淡，印刷间里每小时可印三万份报纸的最新轮转机成为废物。邹韬奋直言，此时德国的报纸已经全部成为纳粹政府宣传部的附属机关，成为“应声虫”和“留声机”。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国和英国

　　在《瑕瑜互见的法国》一文中，邹韬奋赞扬了法国的交通效率、市民得以享用的公共设施和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这些是他感受到的资本主义的优点，但在下一篇通讯《操纵于资产集团的巴黎报界》中，他便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另一面：重要报纸全被资产集团掌握；为法国外交部服务的《时报》热衷于以侵略为目的制造舆论。并且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并不平等，而是以金钱为标准对学生的受教育权进行限制。谈到法国农村，邹韬奋也看到在农村小学、邮局、马路和电车等光鲜亮丽外表之下的问题：土地渐渐集中于大地主之手，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葡萄酒产业陷入困难。

　　《华美窗帷的后面》是邹韬奋写的一篇关于英国的著名通讯，他看到华美窗帷后面孤苦伶仃的老太婆，她为在一战中失去生命的儿子悲伤痛苦，却又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极其注重金钱关系。一战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生离死别，还有经济恐慌和失业问题，但邹韬奋发现，英国救济失业的方法是极力削减救济费，以及提出种种限制以使得许多失业工人失去获取救济的资格。在邹韬奋笔下，繁华的伦敦也有人间地狱，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同样，英国的报业也具有显著的资本主义特点，它们的共性在于只关心大资本家的利益：它们可以大肆报道军官小姐车祸溺亡，却对失业工人投河自尽视而不见。邹韬奋指出，英国的民主政治是“纸上自由”，行动上却不许越雷池一步。

　　（三）大国对比：苏联与美国

　　邹韬奋于1934年7月14日从伦敦出发前往苏联，五日后抵达列宁格勒，对苏联的第一印象是“正在积极建设中”[6]。显然，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邹韬奋对苏联充满了好感。他自述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一天，在汽车上对着窗外东张西望，好像到达了一个新大陆。邹韬奋承认苏联也有缺点，比如街上有“小叫花子”，旅馆等地方行事缺乏效率，以及偷窃和扒手太多等，但他认为，对于革命以前遗留下来的缺点，人们应当注意的是“他们很努力地很迅速地时时在那里减少或铲除缺点”[7]。在《社会化的工资》一文中，邹韬奋对苏联的“社会保险”进行了详细介绍；《苏联的工会》一文强调苏联是工人的国家，指出苏联的工会有保障工人利益、积极增加生产力和动员劳动大众的主动力量等积极作用；《集体农场的重要性》将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的成功归功于重工业基础的确立和集体农场的普遍化；《言论自由》则从新闻业的角度说明苏联坦然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但和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的言论自由相比，苏联的“多数”已是进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邹韬奋用《萍踪寄语》（三集）十几万字的通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尤其强调他们的物质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

　　《萍踪忆语》是邹韬奋在回国之后对1935年夏季在美国考察所得的整理追记，他将美国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程度的代表性国家，以取长补短的立场对其进行研究。和苏联相比，邹韬奋对美国的态度明显持有保留意见，在开篇第一章就指出“帝国主义麻醉下的种族成见”，并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奋斗。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也存在失业问题，但不一样的是，在1933年5月之前，美国的资本主义宣传都将失业归咎于个人的不勤劳和运气不好，直到政府第一次被迫实行失业救济计划，这时美国全部人口中已有三分之一在饥饿线上徘徊，而他们的失业救济还是想尽办法把负担强加在一般大众身上。邹韬奋在《物质文明与大众享用》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在机器利用方面的发达：无线电播音、小咖啡店的油饼机、“自动菜馆”、无人售票地道车等，在他看来，这些机器对人工的替代本应减少工作需要，使大众获得物质和文化上的丰富享受，但在美国，其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目的在于维持资产阶层少数人的利益，机器利用的根本动机不可能是为了让大众享用。这与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启示

　　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三集）的弁言里回答了自己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8]他相信，只有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和解放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针对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他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要依靠勤劳大众的组织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第二，在帝国主义自身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积极斗争。

　　此外，作为报人，邹韬奋重点关注了各国的新闻业和舆论环境，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指出大多数法国报纸（除左派如社会党及共产党的机关报外）对中国的态度是坏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后受了日本的收买。邹韬奋为一些法国报纸公开辱骂中国而袒护日本感到愤怒，既痛心于中国的衰弱，也批判抨击日本的“心劳日拙”。同样，英国的报纸也普遍对中国存着轻视态度，极力塑造“中国土匪”的形象，使得英国民众对中国人存有“半野蛮”的刻板印象。此时的邹韬奋为西方报纸公然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感到愤怒，但他还没有产生中国应进行国际传播和国际形象塑造的意识，这无疑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国力有关。

　　世界经验的中文表达

　　邹韬奋的海外通讯具有重要的文学性和思想价值，同时也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因为他的“萍踪四集”是一种世界经验的中文表达。在当代，也有新闻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致力于通过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来更好地理解现实。媒体人刘子超先后深入中欧、东南亚和中亚大陆，用中文书写少为人知的世界经验。近一百年前，邹韬奋为了更方便与当地民众交谈借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他不断学习新的语言；近一百年后，刘子超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开放和流动性更强的世界，他也热衷于与当地居民对话，由此获得更深刻的体验和理解。但同样是世界经验的中文表达，刘子超观察的角度不再是那几个传统意义上的强国，而将视线集中到了容易被忽略的“边缘”，这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分不开，也与新闻媒体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欲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2][3][4]邹韬奋.经历 患难余生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83,20,28,78.

　　[5]邹韬奋.萍踪寄语：初集/二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99.

　　[6][7][8]邹韬奋.萍踪寄语：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37,47,3.

　　（董小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灿：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20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董小玉,叶灿 .邹韬奋海外通讯的特点探析[J].青年记者,2022(20):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