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表征层面采用标签化命名来寻求同侪以达到身份上的认同，并以自我污名化的方式解构现实痛点。

　　近些年，身份标签类网络热词的出现成为网络文化之一，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譬如从早期的“蚁族”“社畜”“佛系青年”“码农”到近期又一次广受关注的“小镇做题家”，越来越多的网络词汇带有身份标签的特征。这些网络热词象征着某一特定的群体并映射着一定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使用群体共同的心态与面临的社会处境。索绪尔曾指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现象，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其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1]。身份标签类网络词汇同样如此。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青年群体的焦虑情绪也逐渐弥漫开来，在当前中国青年群体话语形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其话语背后并不只是简单的文化符号呈现，更是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本文以“小镇做题家”这一网络热词为例，通过文本分析，在微博、豆瓣、知乎、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中搜索相关话题内容，结合网民对该网络热词的使用语境来分析其背后所表达的内心真实感受。讨论其符号的文化隐喻、话语表征与背后的心理动因，解释身份类标签网络热词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话语文本：文化符码视域下的“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指出身于农村或小镇的青年学子，擅长做题和考试，通过考试实现了学历的提升，但总体上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该网络热词源自豆瓣小组，带着“学霸”光环的小镇青年进入大学以后发现自身在资源、眼界等方面与来自城市的同学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以往引以为傲的做题能力也在同龄人的比较中显得普普通通，从而陷入自我怀疑的迷茫情绪。“小镇做题家”这个身份标签类网络词汇诞生后便引起了热议，引发了众多青年的共鸣，一时间成为部分青年群体自我调侃的标签。

　　那么，为何称作“小镇做题家”呢？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看，和城市相比，“小镇”代表着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相对狭窄的视野。小镇学子在话语中的“做题”作为一种行动，指向的是应试教育的惯常做法，即“题海战术”，通过不断地刷题获得高分，对于小镇出身的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屈从于社会现实的被动选择。一方面，“小镇做题家”由于所处环境中教育资源匮乏，并不具备接受素质教育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及家庭教育理念的局限，对于学生的评价标准只是成绩，刷题便成为基于有限条件别无他法的途径。在汉语中，“家”通常是指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某一领域内有卓越表现的人。学生的刷题行为显然不能归于“家”的范围，青年群体自称为“做题家”，可以看出充满着戏谑与自嘲的成分。在现实和网络的双重空间语境中，“小镇做题家”的出现，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已经超出了汉语中词汇原本的惯常所指。盛若菁指出，当现有语言系统中没有合适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某种社会心理和诉求时，网民的创造性和自由的网络环境可能会使语言系统中的缺口得到填补[2]。“小镇做题家”的话语表达便遵循了这一逻辑，“小镇”“做题”“家”组合在一起，通过隐喻而消减了惯常意义，使其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小镇做题家”话语的生成是青年群体依托网络平台，通过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彼此交换并共享的过程，话语隔断了符号同原本的文化经验所指的联系，对符号资源进行重新编码并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内涵。因此“小镇做题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出现时，便引发了部分青年群体强烈的情感共鸣。

　　话语表征：身份焦虑下的理想矛盾

　　“小镇做题家”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使其面临着自我身份建构困境。为了减轻这种迷茫感和相对剥夺感，青年群体的话语表征中采用标签式归类形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利用自我污名化的方式转移和消解焦虑。

　　（一）标签式归类：寻找同侪，增强身份认同

　　当下的后现代社会，身份的碎片化和标签化成为重要表征。人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3]。对于成长在社交网络时代的青年群体来说，社交媒体平台是他们进行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场所，身份认同是指“个体认识自身属于某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4]。

　　整体而言，“小镇做题家”们背负着家庭的期望，通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考入了名校，以寻找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来到社会中发现依然很难实现阶层的跨越，面临购房、医疗、赡养父母、养育儿女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带有“学霸”光环的他们难以像普通的底层青年一样接受社会和命运的安排，但由于家庭和环境的限制，他们缺乏社会竞争和生存技能的优势，在努力做出改变之时却又无意识地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内卷行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其对自我身份感到焦虑和迷茫。面对自身无法排解的结构化困境和认同危机，为了消除自我的不确定感，社交媒体便成为他们探寻困境缘由的实践空间。彭兰指出，人们在网络互动中所表达的立场和传达的焦虑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关[5]。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联系，在当前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机制的影响下，借助新媒介的传播优势，具有相似背景或面临相同问题的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入“小镇做题家”角色，并进行自我呈现。在这个群体内，个体可以无所顾虑地讲述迷茫困惑的内心情感和生活的过往经历，而不用担心身份的尴尬。他们在网络空间亲密地聚集在一起，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分享与交流增强凝聚力。当话题标签经过媒介的裂变式传播、个人分享汇聚的话语形成众多的讨论文本时，网友便在平台上聚合起身份的归属感，通过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他人身份共性的确认，获得心理慰藉，缓释内心焦虑情绪，抱团取暖，实现自我身份认同。

　　（二）自我污名化：解构现实痛点

　　戈夫曼最早提出“污名”的概念，认为其是一种社会特征，会使其拥有者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受到损害。污名本质上是被他人所贴上的负面或侮辱性的标签，但在本文的概念中，这种“边缘”的位置不是主流文化对青年文化的一种安排，而是青年群体主动的选择。在“自我污名化”的作用机制下，青年群体主动贴标签的行为达到了对词语最初消极意义的稀释，但并没有传达出强烈的批判贬低意味，更多的是对自我外在表现和真实内心冲突的反思，以自我降格、自我矮化的语言来获得内心的安慰，象征性地消解自身的困境。即在表层结构上贬低自己、在深层结构上实现情感的归依，属于一种解困型的亚文化风格，以想象性的方式突破自身困境的文化实践。

　　新冠疫情出现后，一方面，青年群体面临着就业形势严峻、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竞争加剧等问题；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和继承遗传等先赋性因素在阶层固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也越来越受阻[6]。出身小镇或农村的青年学子仅靠后致性因素向上流动和改变人生际遇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高等教育扩张导致学历贬值，文凭的稀缺性下降，学历对身份分层的作用也在不断降低。无论是与之前的大学生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来自城市的同学进行横向比较，“小镇做题家”在当前都拥有较少的机会和资源。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文化资本的贬值，催生了其焦虑情绪。一些小镇青年感知到社会结构因素对自身发展的限制，便以自我污名化的方式反讽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即便这样的表述呈现其自身相对弱势的地位。自嘲戏谑心态是网络热词所折射出的使用群体的感受结构，体现了小镇青年对理想身份的渴望与现实生活矛盾之间的抵抗。这种自我污名化的命名，不仅是内心情绪无奈的自然流露，更是解构自身压力与现实痛点的一种方法，成为失意个体在面临困境、需要产生共鸣以安慰自我时所借用的工具。

　　深层意涵：话语背后的心理动因

　　语言是身份建构的表征，网络热词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和文化背景，小镇青年话语背后反映的是使用群体试图重构自我主体性的一种尝试，了解青年群体话语的心理动因可以探析其内心诉求和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涵。

　　（一）青年自反性：再嵌入社会的尝试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自反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后现代时期对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主要回应[7]。他认为现代社会正经历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过程，这种自反性从微观上而言，体现为个人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反思和自我对抗。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当个体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会通过自我反思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个人的自反性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因此，从自反性的概念框架理解小镇青年的心理动因是有必要的。

　　对于毕业于名校的小镇青年们来说，走进社会首先遇到的困惑就是身份的认同问题。在现代教育普及的情况下，名校毕业不代表可以顺利找到高薪工作。在面对多元评判标准的社会语境时，缺乏先赋性优势的部分青年在当前的社会中，仅凭借学业成绩难以达到理想的预期，加之“高房价、强内卷、低收入”外显了社会结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和被剥夺感，难以找到身份认同。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围绕“小镇做题家”的话题讨论中，多是对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阶层固化以及贫富差距等社会现实的思考。传播权的下移使青年群体有机会借助网络平台相对自由地发声并扩散至公共视野，青年群体寻求一种重新嵌入社会的方式，建构自身社会话语权和实现相关诉求。“小镇做题家”便是在自反性的过程中逐渐重构身份，自我降格的标签化命名看似表达了青年群体内心的无奈，实则充满了其要改变现状的决心。在豆瓣成立的“拯救小镇做题家”小组及其话语表达中可以看出，小镇青年们并不安于现状，也没有止于“失败就此躺平”，如何自救才是他们自嘲的最终指向。他们并不否定过往的自己，也反对“学历无用论”的观点，通过自我身份的再认同去抵御外界的质疑，为自己重新出发寻找动力。这个再嵌入过程体现出青年自我表征与现实身份认同关系的自反性[8]。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在社会进程中身份认同的危机出现；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地通过网络话语实践重新找到嵌入社会的方式。

　　（二）话语抵抗：温和的协商

　　“小镇做题家”作为一种青年亚阶层，亦有其阶层诉求和抵抗方式。随着形态各异的亚文化群体的不断崛起，文化融合逐渐代替主导文化与亚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网络媒介的去中心化和开放性使得互联网语境下亚文化的抵抗性发生了变化。与二战过后的英国青年亚文化抵抗方式不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多元文化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也改变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沟通模式。青年群体的抵抗不再是通过宣泄愤怒或线下集结成群等破坏性力量来实现，而更多的是采用一种温和委婉的方式，来引发人们反思现实以及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规避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碰撞。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利用网络媒介调侃自身处境，以自嘲和戏谑的方式进行着温和的抵抗。借用视频、语言、表情包等符号，吐槽自己生活的遭遇，在调侃戏谑中消解、在话语狂欢中抵抗。青年群体的身份标签成为他们表达存在感和表达话语权的一种途径。作为“小镇做题家”，一方面，高学历仍然是他们重要的群体特征，他们并不否认以往的自己和所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以弱者姿态进行底层叙事，与平凡的自己和解，在消解身份矛盾时为自己寻找到了一条有效出路。在话语互动和相互生产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将“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意义纳入主流话语当中，对“小镇做题家”的身份表达给予了支持，实现对其话语抵抗性的消解。“小镇做题家”已从最初自我矮化的标签逐渐扩展为“努力值得被肯定”“小镇做题家不应该被嘲讽”等更为积极的内涵。在传播过程中，话语的指向变为对群体的认同和称赞，促进了话语背后积极意义的增值。“小镇做题家”文本中隐含的抵抗性内容逐渐发展成一种新的话语，从而在主观上重建了他们的社会位置，弥合了群体之间的裂痕。

　　结  语

　　作为一种互联网文化现象，身份标签类网络热词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传播离不开使用群体主动性的驱动。对于来自小镇和农村的青年群体来说，在对个体价值的自我确认中产生被挤压和被抛弃的无力感，不利于其形成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因此，应当重视和倾听青年群体的现实诉求，关注时代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青年个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无法回避的种种矛盾。应鼓励青年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反映真实诉求，为其提供更多健康有效的情绪出口，缓解其内心矛盾与压力。媒体也要以正向价值基调的报道来消解青年群体的焦虑、迷茫情绪，进行积极的话语实践。对于青年自身来说，要树立正确的奋斗观念，打破功利化社会的桎梏，以创新的思维来应对复杂时代的挑战。青年要多维度精进成长，结合所学知识开拓新的专长，理性看待所面临的困境，不断增强应对挫折的能力，在反思中实现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5.

　　[2]盛若菁.网络流行语的社会文化分析[J].江淮论坛，2008(04):119-121+158.

　　[3]李金云.符号互动论述评[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4):80-86.

　　[4]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03):475-480.

　　[5]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41(02):20-37.

　　[6]张传洲.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及其治理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182-188.

　　[7]季为民.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心态探析[J].人民论坛，2022(08):28-31.

　　[8]王昱娟.自反性青年亚文化——青年文化的空间属性与情感转向[J].当代青年研究，2020(02):11-15.

　　（延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关岩岩：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2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延婧,关岩岩.青年群体身份标签的话语表达探析——以“小镇做题家”为例[J].青年记者,2023(12):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