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能不能当记者？新闻报道如何呈现哲思？《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给出了标杆式的回答。

　　开学了，非虚构写作课上的经典阅读，短篇我选的是上个月在专栏中讨论的《风袭乔普林》，长篇选的是三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以下简称《艾希曼》），今天谈谈最不易读的一本。六十多年来，《艾希曼》一直被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反复解读；我们新闻实务课是从学习非虚构作品采写角度来读这组最初在《纽约客》连载的报道——

　　第一，“看守事实”：对重大题材的及时把握

　　阿伦特通过《纽约时报》得知逃亡到阿根廷的纳粹军官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回国即将开审，当时因出版学术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已名满天下的她主动向《纽约客》自荐去报道这场审判（一说是编辑主动），作为从集中营逃脱的犹太人，她说：我错过了纽伦堡审判，现在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参加这次审判是我对我过去的义务。除了个人的延迟的治疗，阿伦特之所以毛遂自荐，还跟她对记者使命的认识有关，她认为看守事实的人是记者、历史学家和诗人，不管事实如何可怕，都必须被保存下来，不只是为了不忘记，而是我们必须把它能够判断地保存起来。判断和保存是为了不使过去正当化，是要弄清过去的意义。

　　第二，“与写论文好有一比”：现场观察与资料分析的有机结合

　　法庭的剧场式布局、玻璃保护罩当中艾希曼的神态、检察官的激情声讨、法官的坚守法理、辩护律师的捉襟见肘、德语翻译的费解、证人的痛苦、旁听席的反应……《艾希曼》都有描摹。阿伦特不仅旁听庭审，还阅读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材料：除了庭审记录，还有警方提审艾希曼的笔录、公诉方提供的档案、16位证人的证词、艾希曼本人所写的70页说明以及包括她十分推崇的T.C.费斯特（T.C.Fest）的著作在内的专著、论文和报道。她体会写报道面临的问题，与写作历史论文好有一比——两种写作都要求明确区分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审判本身只能使用一手材料，而二手材料则可以用于构成历史背景的各个方面。

　　在结构安排上，《艾希曼》分十五章，以审判进程贯穿，交织叙述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的逐步升级与艾希曼的升迁逃亡。

　　第三，“平庸之恶就是不思之恶”：基于个案的哲理思考

　　虽然作者强调作品是关于庭审的报道，但“不是一部关于犹太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历史著作，也不是对集权统治制度的描述或第三帝国德意志民族历史的铺陈，更不是一部对恶的本质的进行理论分析的书……报告旨在揭示，耶路撒冷的审判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正义取得胜利”；但她毕竟不同于记者，“对邪恶的本质问题，我思考了许多年，准确地说是30年。我决定去耶路撒冷最强有力的动机和愿望也许是展现我的观点，而不是后来所有那些众所周知的但却被妖魔化了的事实”。在这本书中，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这一概念。

　　阿伦特的写作，是一种“判断地保存”，字里行间流溢着分析与评论。她反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和“每个人心中都没有艾希曼”这两种说法，她用“平庸性”而不是“平常性”来指称艾希曼的恶，这种恶是在难测难料的临界境遇中发生的，它不是琐碎、日常和频发的恶。在这种临界境遇，我们通过拒绝让事情的表面迷惑我们来拒绝恶、通过停下来思考来拒绝恶。一个人越是肤浅，越是不与自己对话，不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就越可能向恶屈服。

　　对审判艾希曼这样的题材，记者都会心动，占有和驾驭如此巨量的信息，勤勉的记者也能做到，但完成一部充满哲思的著作对绝大多数记者来说都是一种跨行的考验与诱惑。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曾任《焦点访谈》主编）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6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庄永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新闻式阅读[J].青年记者,2023(1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