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交往媒介的概念不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也与中国国情相契合，催生了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有机统一的交往媒介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一般认为，基于现代技术而来的媒介体系，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西方社会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且长期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媒介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会借鉴“西方模式”；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经验和知识体系所蕴含的利益取向与制度体系内生出的统治性、扩张性，又决定着中国如果屈从于“西方模式”只会陷入新的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我们要跳出视媒介为静态的“物”或工具的西方话语模式，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对媒介进行社会总体上的把握，才能提炼出中国化时代化的媒介认识，进而逐步完善自主的媒介知识体系，以学术话语效能探索中国媒介发展道路。

　　对既有媒介理论的反思

　　根据丹麦传播学者延森的归纳，媒介直到1960年才成为学科术语，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并因此受到特定学术领域的关注和研究[3]。自二战后聚焦传播技术对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美国发展传播学派，不断指认媒介是世界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有力工具。通过大众媒介，可以扩大现代社会生活经验，帮助社会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4]。丹尼尔·勒纳则进一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指出媒介的作用，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穷与落后，就在于未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与之相应的思想，反而陷入一种“民族优越感”的困境，从而拒绝由大众媒介来传播新思想[5]。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研究范式中，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更是一种国家发展的工具，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大众需要媒介来告知、接受教育与帮助决策[6]；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引入西方的媒介技术，并吸收借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由此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现实条件。但不得不提及的是，发展传播学的媒介研究正是在“冷战”期间得到推崇，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欲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拉入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并且接受西方社会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从而，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扩散西方现代化的经验，由此改变其他国家主流的思想，以西方的意识试图构建全世界共同的意识。

　　发展传播学对媒介的研究话语将促进发展中国家进入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且成为西方彻头彻尾的依附者，被迫对国内劳动力进行超额剥削，造成了更深的贫穷与落后[7]。这一现实经验也更加突出发展传播学中媒介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色彩，充斥着工具理性。而在一众反思的媒介话语中，麦克卢汉顺着存在主义范式，从具有“居间性”的媒介出发来理解人与社会[8]，展开了对媒介的本体论探讨。当麦克卢汉说出“媒介即讯息”时，他实际上指涉由技术革新所创制的整个隐蔽的现代社会媒介环境，而现代技术的演化和更迭，以不同的方式延伸人体，并重塑人类周遭世界的关系结构，进而改变社会的交往模式、教育模式和感知模式。正如库尔德利所归纳的近五六个世纪的媒介化历史——机械化浪潮、电气化浪潮和数字化浪潮，一方面不断发展着人的信息传播及其他交往方式，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类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9]。但这种对媒介技术的反思路径，逐渐发展为社会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以媒介为起点，中介化与被中介化的整体存在[10]，并且崇尚以媒介的更新来解决人在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而陷入另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媒介中心主义，从而颠倒了人与媒介的逻辑关系。

　　总结而言，在既有媒介理论视野下，媒介承担着社会不同个体与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连接的责任，以多样化的媒介形态串联起更加繁杂的社会关系。但受到数字时代愈发复杂的现实情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媒介随着工具演化路径，融合了大量传统媒介所具有的特性；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也作为一种媒介环境，让使用者能够更加便捷地进行传播交往与物质生产，也使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参与了社会变革，并且深度卷入社会系统的各要素、各领域，及其结构性的变化之中[11]。而在数字媒介深度参与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和经济冲突并未因数字媒介所提供的交往便利走向对话协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冷战”和零和博弈的思维支配下，使信息生产、舆论引导愈发背离国际传播伦理。如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生产和传播大量“中国威胁论”等不实信息，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价值判断，打压中国的发展。因此，要探索我国的媒介发展方式，就要回到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才能在科学的理论前提下，“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媒介发展问题。

　　回到马克思：对交往媒介的初步建构

　　与众多概念范畴一样，马克思并未直接展开对媒介的研究，而是将媒介思想自然而然地置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又因为物质生产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向自然界谋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所以物质生产“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因此也制约着媒介的变革与发展。同时，马克思在本质规定性上，将人的本质视为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且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也不是与单个人的本质相对立的抽象物，而是每一个有个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的，“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4]。人类的物质生产，一方面作为本质力量的外化，不仅是人主动改造自然客体，形成“感性世界”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是调整、改造人的“类存在”之间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往活动。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第一次对“交往”进行了科学界定：“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交往’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15]交往不仅是物质之间的能量变化，还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也必然派生精神交往，生成和制约承载交往实践的媒介客体。

　　从马克思关于生产与交往的论述中，可以推出双重媒介形态：其一是社会物质交往关系，派生各种作用于客观物质的工具媒介；其二是人在社会活动形成的互动关系，派生“类交往”中必需的社会生存和信息传播的组织、手段、载体及其他中介。交往媒介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所涉及的一切中介，即社会客体。如马克思曾对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社会客体所做的分析，将其视为交往等价物，是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对象化，也证明主体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存在着。[16]而商品、货币和资本等媒介物的交换与增值正是在一个总体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发生的，离不开最初形态的物质交往实践，也离不开社会交换与流通的主体际交往，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前者生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则实现社会价值，是社会关系与人的抽象劳动的凝结。而在交往媒介范畴中，商品、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同时指向生产者、交换者与消费者，派生于社会整体化的交往实践。因此，交往媒介指向所有人，是人所面对的中介化的对象，也是对象化的中介，总的来说，就是要指向所有自由人主体的存在，并成为开放性的存在。

　　交往媒介具有以下几点特征。其一，交往媒介具有社会性，绝不是天然的、与人无涉的存在，而是社会中具体的实体，派生于物质交往实践或精神交往实践，并以物质性为根本。其二，交往媒介是贯通、连接人的枢纽，是客体而非主体，并向所有自由人主体开放。其三，意味着多方主体对中介客体的共占，而不是在异化交往中某些主体所进行的独占，对他者利益的排除。也因为我们所感知的周围世界，是“一代接着一代”接续生产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其四，从马克思科学分析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各类不断更新的技术范畴中，可以充分得出在交往媒介的视域中，媒介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并且是社会赓续发展、人类再生产循环的起始，因此交往媒介又相对而言是某一历史时代交往活动的凝结。

　　“第二个结合”：结合中华传统媒介文化的交往媒介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在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前提在于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17]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能够开掘出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的媒介“体”“用”思想，从而在“第二个结合”的高度，让中国的媒介发展道路具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未经断裂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多次对媒介价值积极的扬弃过程。荀子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这里的“体”“用”是限于日常直观层面上的表达，“体”指一般的物体，而“用”则指功用或作用。而魏晋时期的王弼将“体”“用”高度抽象为本体论层次，并由朱熹归结为根据与表现的关系、物体与功用的关系。[18]但此时的“体”“用”关系的提出和探讨，面对的是媒介技术研究作为社会“末学”而发展较为迟滞的社会现实，近代思想家熊十力则认为秦汉以降，儒学致“用”不足、衰微莫振正是因为被封建专制所误而失却了儒学的真精神，置孔子明体达用之学而不究，如此体之不明又何以达用？同时，传统思想中偏重体认、冥悟的方式也有妨碍科技发展的一面，“吾国学人乐冥悟而忽思维，尚默契而轻实测，往往如此，科学所由不发达欤？”[19]。而19世纪下半期，中西文明迎来直接的对话与碰撞，传统的“体用论”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而主动谋求转变与扬弃，形成对西方先进技术客体的新认知。清末，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不断“开眼看世界”，中国思想家关心的就不再是抽象的媒介物的本体论关系，而提出“中体西用”，即西学的重要性仅在于它服务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工具意义，而中学依旧作为根本价值判断。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体”“用”概念。李大钊首先汇总近代思想家关于“体”“用”的辨析，并把社会中的人民群众视为“体”，在《民彝与政治》中提出：“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形下之器”[20]。而派生于“体”的“用”，即现代科技、制度等一切媒介客体，植根于人民生活现实，又服务于人民。由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价值与工具的关系问题被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简要总结李大钊的“体”“用”思想，人民之为媒介技术之体，不仅仅在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是由人民劳动创造积累而来的，而且在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是以体现人民自由交往实践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把人民作为“体”，把媒介客体作为派生于“体”的“用”，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承接了交往媒介的价值与工具的双重内涵，又不同于近代其他“体”“用”论调中因理念的要求和人为努力才将两者做外部的结合，而是因人民之未来的理想交往实践的“体”，内生性派生出交往媒介的“用”，并持续性更新迭代。

　　“第二个结合”意在未来：探索中国化时代化媒介发展道路

　　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提炼媒介作为社会交往的中介物。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发展媒介技术的方向，将不同于西方仅以技术的更新作为媒介纯粹的发展目标，忽视媒介与物的富足背后真正的价值指向。中国的发展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宝贵资源，对数字媒介的发展方向及路径进行再一次“思想解放”，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走属于中国自己的媒介发展道路。

　　首先，以人为本的媒介发展方向，不是不追求技术的进步，而是要在自觉继承以往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主动进行扬弃，从而实现媒介发展向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复归。如在数字时代，随着国家大力推动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我国的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组建联合研发平台，将既有的媒介及社会交往形式收编重组，并在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进行新的展开。[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中，媒介的发展不仅要更加注重城乡、区域间的平衡与再平衡；也要让媒体“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22]；更要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高位，始终将媒介发展同国家各项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以交往媒介的特性调动多方资源，统筹多方主体间的协调、沟通工作。

　　其次，在新发展阶段，媒介的发展首先要以现实的个人自由实现和社会发展为“体”，在继承人类一切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让媒介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构建起真实的共同体。比如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果不仅辐射城市居民，也辐射农民、农民工，让城乡一体化建设相应的体制、政策保障所有人平等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要让差异化的个人与共同体间相互依赖，其中，交往媒介是个人实现才能、社会实现发展的手段。立足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发展经验，在主动扬弃西方媒介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形态的交往媒介发展主体可以归结为现实的人及其关系，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及其构筑的真正共同体”。

　　这一媒介建设方向不仅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3]；也体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还体现在“十四五”规划以及各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政策举措中。但最核心的还是要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好、维护好、捍卫好“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化时代化媒介发展道路能够进一步拓展、创新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28-33.

　　[2]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001).

　　[3]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9-60.

　　[4][6]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21,132.

　　[5]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New York:Free Press.1958：Ⅶ-Ⅷ.

　　[7]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修订版)[M].杨衍永等，译.北京: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29.

　　[8]胡翌霖.麦克卢汉媒介存在论初探[J].国际新闻界，2014(02):69-76.

　　[9]库尔德利，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刘泱育，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44.

　　[10]胡翼青，马新瑶.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2(01):66-76.

　　[11]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2):147-15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3][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8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194.

　　[17]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001).

　　[18]赵金刚.实理与体用：朱子体用观再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2):24-31.

　　[19]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564.

　　[2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4.

　　[21]白红义，张恬，李拓.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议题、理论与方法[J].新闻与写作，2021(01):46-53.

　　[22]吴信训.为人民讲话 让人民讲话 讲人民的话——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人民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07):5-13+126.

　　（作者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4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孔梓睿.以“第二个结合”探索中国化时代化的媒介发展道路[J].青年记者,2023(24):46-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