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英敛之是《大公报》的创始者，可以这样说，没有英敛之，就没有今天的《大公报》。他不仅给这份历经百年历史的老报定下了最初的基调，

    摘要：英敛之是《大公报》的创始者，可以这样说，没有英敛之，就没有今天的《大公报》。他不仅给这份历经百年历史的老报定下了最初的基调，而且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报人的新闻理想。而《大公报》评论栏中的字字句句都充斥着普爱众生，救亡图存的充沛情感，这与他本人的宗教观有着密切的联系。22岁时成为天主教的虔诚信徒，从此一生的活动都带上了明显的天主教色彩。英敛之作为《大公报》实际的主编和主笔，经常利用《大公报》这个舆论的阵地发表自己的评论，既是传教，也是一种文人对国家出路的思考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本文将运用资料搜集、总结归纳等方法，用具体案例来分析英敛之的宗教观对早期《大公报》评论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英敛之、《大公报》评论、天主教、中国民间信仰

    一、英敛之其人

    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又号万松野人，教名文森蒂斯。满洲正红旗人，保皇党、维新派人物，中国近代天主教精神领袖。辅仁大学、《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在少年时代先是习武，因为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粮饷。弱冠以后，他又对做学问产生了兴趣，从习武转而习文，终由一介武夫成为文人。英敛之放弃习武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动荡，革新思潮的涌入使他认为习武不过一人之勇，无法为国为民出力；二是结交了众多青年才俊，大家闲时便一起研讨国家大事，慷慨激昂，这些对于年轻的英敛之来说都是相当难忘的思想经历；三是他自幼生活坎坷，素有愤世嫉俗之心，所以，他干脆放弃了习武，并于22岁那年接受洗礼，成为了一名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英敛之成为天主教徒并非一时兴起，头脑发热，因为他没有任何宗教背景，所以不存在环境渐染之说，他完全是基于对国内外众多宗教信仰的研究和比较，最终才确定天主教为自己的信仰。由此也可以看出，英敛之极度认真和极度严谨的性格特征。

    二、《大公报》的创始与评论思想的初露锋芒

    再说《大公报》，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可以说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偶然的是主教柴天宠和富商王郅隆愿意出资办报，希望英敛之主事。必然的是英敛之此时早就怀揣救国报国之心，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敞开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柴天宠曾向英敛之表达过“不计较金钱利益，但只求救亡图存”的态度，所以这一切都为英敛之走上办报之路做好了铺垫。报馆建立之初，由于是股份制集资，法国天主教会也投资入股，所以关于选址问题还曾发生过争议。教会要求将报馆建于北京的教堂之内，但英敛之思索再三，认为报馆不应受外来资本的控制，而且建在天津，远离政治中心更有利于报馆自身的生存和贯彻“开风气、牖民智，通上下之情，作四民之气”的办报宗旨和“救危亡、消祸患、兴利除弊、力图富强”的办报目的，所以最终在1902年《大公报》力排众议定址于天津。

    新闻评论是一份报纸的灵魂，也是一份报纸思想和态度的精华所在，由于自创刊之日，该报就展现出了浓厚的维新和进步气质，在附件栏发表《戒缠足说》，表明缠足一伤身体，二操作不便，三于生育受害不浅，甚至还说“缠足史上，家家都是一座刑部”等观点，这些说法在当时看来都是相当惊世骇俗的。后来在《大公报》的发展历程中，新闻评论也自然而言地成为了备受群众关注的焦点。这份报纸向来以“敢言”著称，不畏惧权贵，尤其是慈禧太后。并在民国成立后与袁世凯“顶撞”十年，以致袁世凯凭借手中权力，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为名下令让《大公报》停刊。它同样抨击封建制度，痛斥假立宪，曾刊登过《论中外强弱不同之大原》、《钦定宪法大纲》、《论国会请愿之无效》、《请速开国会以释群疑》等优秀评论文章。而评论的形式和版面也是多种多样，有言论、附件、闲评、论说（社论）等。在1909年以后，论说基本全部由报馆自己撰写，而主笔非英敛之莫属。并于6月18日开始每天增加两篇闲评。附件为不定期栏目，有好的稿件或者是编辑兴起所写就会在此发表，附件栏目于1908年2月7日以后更名为“白话”，以适应新出现的通俗文化环境。甚至为了表明自身支持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对女性平等相待，在1904年，该报还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女新闻工作者，以才学出名的“吕氏三姐妹”中的小妹吕碧城。这些都是该报引领时代，走在时代前列的表现。

    三、教徒与文人的完美结合

    当时由于维新运动频频爆发，所以文人被分为了两派，一派维护君主，倡导君主立宪制，康有为是代表人物，英敛之也更倾向于这种保守温和的改良方式；而另一派则为共和派，支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不得不说，拥护君主立宪与英敛之自身接受西方宗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主教的教义主要分为三位一体、天主创世、人有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和忍受苦难等。它自身就强调有一个万能的主来拯救我们，我们要学会忍耐，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有罪的，这些与中国的帝制和中国儒家历来强调的温文而雅，讲礼恭顺有相似之处。英敛之也曾试图在中国发展本土的“天主教”以使其更符合中国人的宗教习惯，与儒家相结合，从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英敛之不仅自身对天主教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还有着使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尤其是民生和思想方面的抱负。这种观点也奠定了《大公报》时事评论的一贯特色和相对固定的风格，那就是以宗教的角度看时事，让博爱和人性充斥在评论之中。

    四、新闻评论中的宗教救国说

    但同样英敛之也是一个有救国抱负的文人，他同样在为中国的出路做着自己的探索。他笃信西方宗教可以拯救中国，这也是他努力地将自己的这两种身份融为一体的表现。当这两种社会角色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时倾向于遵循独立的“士”的道德品性，而不愿让信仰压倒一切，有时候又会将信仰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维护和弘扬。当其他报纸登载不利于天主教的新闻时，英敛之会写文章进行反驳。曾有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说“保定、高阳一带，教民无故逼民入教，民间不服，互相斗殴。”英敛之随即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驳商报论逼民入教事》，在文中，他这样写到：夫教理无论为天主，为耶稣，最贵信仰自由，尤贵心诚志笃，断无逼人入教之理。查教中戒律虽多，要以爱主爱人为总括，教士等虽不才，安有以朝乾夕惕，口诵心惟之宗旨，而显相违背，以害人扰世为乐乎？这很明显是在为天主教辩护，《大公报》甚至还为此曾被扣上“名为公，实则不公”的帽子。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已无法考证，但是天主教对于英敛之的影响，对于《大公报》本身评论风格和内容走向的影响可见一斑。

    英敛之的宗教观并非只是在维护天主教上，也体现在他的“宗教救国说”上。而“以宗教救中国说”也从反面维护了天主教。它们二者并非脱节，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英敛之眼里，中国民众为何无知，为何麻木不仁，原因就在于没有信仰。所以他在《以宗教救中国说》的评论中说：何以无中国？中国国魂丧失也。国魂胡以丧失？民群无爱国思想也。民群胡以无爱国思想？自固其灵魂而未曾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放？无文明教化也。何谓文明教化？宗教是也。所以哪怕是一个教徒，他的思想核心依旧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依旧是拯救国民思想，唤起民智。一连串的问句能够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起到当头棒喝的效果，而且慷慨激昂的语气，很能够唤起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共鸣。

    五、抑中扬外的评论走向

    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物，英敛之将天主教与中国民众普遍的“信仰”进行对比，从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他在评论中越来越偏向于一种基调，那就是“抑中扬外”。1907年5月9日的《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文明者何？顺乎公理而日益进化之谓也。野蛮者何？悖乎公理而不能进化之谓也。各国之发达进步，日臻富强者，皆宗教之导其源，断非诬语，而中国之所不治者，因事事无不与西洋相反。由于英敛之是《大公报》的主编，也就是所谓媒体的“把关人”，信息的选择都要经过他的过滤，所以《大公报》呈现出的报道几乎都和他个人的观点不冲突，也就是符合宗教气息浓厚的媒介氛围。因为在英敛之眼中，西方宗教才是治疗中国痼疾的良方。

    一直以来，英敛之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都比较固定，那就是愚昧、落后和迷信。他不遗余力地对传统民间信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大公报》上曾刊载过这样一篇评论文章，虽不是出自英敛之之手，但是却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篇文章这样写道：“故此信佛媚神的习气，深入中国人的脑子了。妇女们更不用说咧，我尝见，初一十五，妇女入庙烧香，拴娃娃的，还愿的，赛会献戏酬神的……再说那天主、耶稣、回回这三教都是劝人为善，宗旨也有不同。近数十年，这迷途的愚民，被天主、耶稣二教，教化醒了不少。”《大公报》的评论风格到此已经呈现的非常清楚。到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竟有人奋不顾身保护城隍塑像，待天津回归中国人之手后，又欢天喜地将城隍泥像迎回。英敛之为此事奇怪不已，便在报上登载评论《论天津收复城隍庙事》。该文连用五段“呜呼！噫嘻！”开头，极尽悲愤之言论。后又有慈禧太后做梦，梦见为清朝自缢尽节的大臣成了都城隍和都土地，便要大兴土木修建庙宇，1903年9月13日的《大公报》顶着政治压力，大胆嘲讽道：噫！真可谓说梦话矣。后来补充评论说：中国人信邪之心，至死不悟。类似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反对迎神赛会的《祈年辩》、反对天津皇会的评论、对谷神信仰的批判和反对定海县“三月东岳会”的报道比比皆是。但《大公报》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也并非完全一竿子打死，它仍然认为：中国旧有的好风俗真不少，外国新添的好风俗也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常常比较。

    六、观点整理与归纳总结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的评论，从标题到内容都有着比较统一和格式和风格。标题往往清晰简洁，论某某事，或是驳某某事，立场鲜明而坚定。在写作手法上往往喜用排比、疑问、反问、惊叹等情感力量极为丰富的符号，来使得自己的观点更加有力。内容虽然庞杂，但是无非也就是批判传统迷信习俗、渴求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倡导男女平等和教育平等、传播天主教思想等。但就是由于《大公报》的“敢言”，才能够启发更多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英敛之创作的评论，感情丰富，言辞掷地有声，充满着悲悯的气息。这一方面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常态，另一方面确实与他自己一直笃信的天主教思想分不开。西方宗教带给英敛之的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种对于平等，对于自由，对于博爱的坚定。英敛之是不带功利色彩的信仰者，所以这些特质在日复一日的宗教活动中融入了他的血脉，又通过他融入了《大公报》的血脉。他能够看到中国人的信仰缺失，并不停通过发表评论的手法试图唤醒中国人的信仰，虽有传教的成分，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不再受辱和繁荣富强。一个国家的崛起少不了一群独立自主的国民，英敛之看到了新闻评论登高一呼的作用，也看到了一篇好的新闻评论究竟能带来怎样令人惊叹的效果，所以他在自己选定的这条路上一直坚定地走着，虽然艰难，但从未选择放弃。哪怕后来是由于身体原因，英敛之无法再继续维持《大公报》的日常运转，他也依然致力于创办静宜中学、培根小学、辅仁社和“公济”印刷厂（也就是后来的“新华”印刷厂），继续传播他的宗教观和他的救国思想。

    以上所有的内容并不是用来证明《大公报》早期的评论完美无缺。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大公报》的后期，比起清末刚刚创办的时候，过于空泛的议论、对批评对象不点名、冷嘲热讽多，正面抨击少，显得含混而模糊都是实实在在出现了的问题。而且时代的局限性在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以宗教救中国依旧是走不通的，已经腐朽的制度并不是通过修补就可以根治的，必须要来一次完完全全的颠覆才有可能重生。但英敛之带领下的《大公报》所进行的探索依旧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一缕曙光，起码中国报界还有良心尚存，中国文人还有热血尚存，还有救国报国之心尚存。

    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1902.6.17-2002.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0938号

    [2].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ISBN：7310025253

    [3].杜新艳.《大公报》英敛之时代与法国天主教.国际汉学.2009年01期

     [4].侯杰、辛太甲.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01期

    [5].唐琪.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新闻思想.新闻世界.2010年08期

    [6].何炳然.《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01期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