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气候变化导致健康风险问题不断凸显，气候传播和健康传播呈现出明显的议题延伸、交叉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形成一个相互融合贯通的

　　摘  要：气候变化导致健康风险问题不断凸显，气候传播和健康传播呈现出明显的议题延伸、交叉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形成一个相互融合贯通的全新领域。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综述，本文提出“气候与健康传播”概念，把不同时期的相关研究统摄于这一意义框架之内。文章梳理了国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起源、研究取向和主要领域，回顾了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的融通过程，并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三大体系”提出建议，以期为深化该领域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气候传播；健康传播；气候与健康传播；学术起源；研究范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在第二个百年征程上要完成的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而推进气候治理、生态文明、人民健康，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是民族振兴、国家发展宏伟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认识并推进气候与健康传播，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目前，在传播学界及相关领域，研究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的成果很多，研究美丽中国与气候传播的成果也不少，但将“健康中国”与“美丽中国”协同起来，将“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融通起来的研究十分鲜见。

　　“美丽中国”是“健康中国”的基础，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更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健康中国”是“美丽中国”的根本保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一个强健的身心和健康的社会环境，我们就无法推进生态文明事业。“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都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提高认知、紧密联系、协同推进。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协调“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的具体框架，构建气候与健康大传播、大联合的格局。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气候与健康传播”融通概念与目标，借以把国内外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相关研究统摄于这一新的意义框架之内。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梳理，回顾国内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并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三大体系”展开讨论，以期为该领域融通发展提供一定思考。

　　“气候与健康传播”的概念界定及其核心要义

　　为了方便对“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进行宏观把握，首先有必要确定一个合适的，并且能够容纳“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诸多领域的分析框架。在国外，一些来自公共卫生、健康传播、气候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给出过一些相关概念界定。例如，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研究中心主任Edward Maibach教授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健康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将气候变化与健康问题相联系，通过“气候与健康传播”（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来与公众和决策者沟通，是一个新的视角，可以为气候行动提供更多支持。在气候变化健康干预中，传播是通过信息的生产和交换，以告知、影响或激励个人、机构和社会公众[2]。非营利组织Climate Access创始人Cara Pike认为，健康框架将气候变化视为健康问题，将人类置于气候变化的中心——气候变化是与己有关的，它正在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就在此时、就在此地。“气候与健康传播”是以健康框架为基础，结合卫生专业知识和核心公共卫生价值观的信息和沟通策略[3]。

　　但上述这些概念都仅基于单一研究视角，只是将“健康”作为气候传播中的一个“议题”或“手段”，没有从更为宽广、深刻的角度揭示“气候与健康传播”的本质。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疾病负担排在全球第二位的国家，气候变化应对直接关系到公共卫生管理和“健康中国”行动。我们所倡导的“气候与健康传播”，其核心要义不仅仅是传播健康风险相关信息，更在于要坚持气候传播中的科学理念与公共诉求，以此开放更多话语路径，推动不同话语之间的平衡与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气候与健康传播”应该起到知识建构和指导实践的作用。

　　因此，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认为，“气候与健康传播”是指将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信息及相关科学知识向社会与公众传播使其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社会传播活动[4]。

　　国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起源、研究范式与主要领域

　　（一）学术起源

　　国外关于“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气候正义运动时期。一般认为，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概念最早由Edith Brown Weiss在《公平地对待人类未来：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公平》中提出，而其中公民气候健康权利平等、生存与发展权利平等是重要议题[5]。而气候正义运动又可以视为环境正义运动在气候领域的延伸，因此早期的气候传播、“气候与健康传播”都与环境传播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会产生影响。1988年，气候科学家第一次在美国国会听证，让全球变暖问题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此后，IPCC的定期评估报告等机构的科学报道持续引发公共讨论，探究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适的步骤阻止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危险的干预”[6]。这一时期，一些气候传播研究开始出现，这些研究旨在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向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7]。

　　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报道和科学家发出的警告也引发了关于人类健康威胁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的调查与争论。几乎与气候传播研究同一时间，一些来自风险传播领域的学者开始进行一些气候变化公众认知心理模型研究，其中部分议题涉及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1993年，Bostrom等人通过开放式访谈发现（N=37），83%的受众提及温室效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皮肤癌、晒伤、心理状况变化），但仅59%的受访者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8]。这篇论文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关于“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成果，若以此为起点，国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已有三十年历史。

　　这些调查和争论推动了公众对环境政策的讨论与参与，进而导致全球层面参与式气候正义运动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媒介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被建构为“气候传播”和“健康传播”两大分支，此外部分研究散落于科学传播、环境传播等“泛科学传播领域”，以及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气象学等其他学科中。直到2015年，美国气候与健康中心联合美国气候与健康联盟、生态美国、无伤害医疗组织等机构召开全球首个专注于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会议——2015气候与健康传播研讨会，国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才正式步入学科化、专门化、系统化发展轨道。

　　（二）研究取向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国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范围及内涵在过去三十年里不断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实证主义和批判研究两大取向。

　　在早期，国外的“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以不同主体（政府、媒体、公共卫生组织、NGO、科学家、市民等）的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通过传播为气候变化应对作贡献。因此这一流派以实证主义为取向，至今仍占据国际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导地位。乔治·梅森大学Edward Maibach教授是实证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2008年提出将传播和社会营销引入气候变化健康干预。在他的推动下，乔治·梅森大学成立了“气候传播中心”和“医学学会气候与健康联盟”等研究机构。此外，这一领域还活跃着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公共卫生研究所气候与健康中心、全球气候与健康联盟等组织。

　　批判取向认为，对知识的理解与权力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各地气候正义运动的兴起，一些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哲学（主要是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等领域的学者沿袭了这一传统，将目光聚焦于“气候与健康传播”如何建构与强化话语权力，违背气候正义与健康公平，边缘化西方国内某些少数族群，尤其是有色人群、相对贫困人口和妇女群体等议题。

　　进入21世纪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逐渐呈现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中心、多元—多层的治理结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不断被强调，批判学派开始关注导致气候变化问题深层次的政治制度原因，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主权国家间的公平正义和民主制度问题。乔尔·科威尔、安迪·基尔密斯特、赵月枝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健康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自由市场推动下无止境的追逐物质财富的结果，气候变化是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武器。同时，一些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各主权国家话语权不平等、信息流通的不平衡等进行了抨击。

　　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公共卫生领域汲取了大量养分，强调通过对社会因素、传播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的分析，解释、影响和预测传播对象行为，研究立场指向“气候与健康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建构，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工具性，考察结果往往导向政策/对策研究。而批判取向的研究则是一种伦理审视，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和怀疑精神。无论是实证主义研究的知识构建与实践价值，还是批判、文化主义研究的知识解构与伦理价值，其目标都是指向“气候与健康传播”更好的话语建设与生产实践。

　　（三）研究领域

　　1.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公众认知与理解。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健康影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制定相应传播干预措施的一个重要环节。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和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中心在2014年首次开展美国公众对全球变暖健康问题认知调查[9]，同年，生态美国发布了《美国人的气候价值观2014：气候和健康凸显》报告[10]。在议题上，主要包括公众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温室效应）、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天气变化等引起的健康问题的基本认知、态度、行为意愿与应对障碍（包括精神健康状况和政策支持度）等。调查对象既包括一般群众，如全球六大洲和美国公众，也有针对专门群体的，如医疗卫生人员、党派成员等。这些研究在实践上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理性地制定相关政策，为利益相关方设计开展减缓与适应工作提供数据依据。

　　2.卫生系统的气候风险沟通和传播干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发布后，各国卫生部门也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对脆弱人群的巨大健康威胁，开始采取减缓与适应战略。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卫生工作框架，其中脆弱人群识别与照护、健康共益效应促进、风险沟通和环保倡导等与传播学息息相关。学者Chadwick在《健康传播》期刊上为传播学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介绍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成果，并确定了健康传播学者可以为气候变化议题传播做出贡献的方式[11]。这些研究旨在增强卫生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提升全社会气候韧性。

　　3.新闻媒体气候与健康报道。媒体是健康风险发布的重要渠道，也是公众了解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途径。学者们对新闻媒体气候与健康报道的议程设置、框架、媒介功能等进行了探索。《柳叶刀》在2019年《柳叶刀2030倒计时》报告中首次以《人民日报》气候与健康报道为案例，指出了当前媒体机构的气候变化健康议题只占据很小比例[12]。学者James Painter等对健康风险框架（health risk）、灾难/隐性风险框架（disaster/implicit risk）、不确定性框架（uncertain）等媒体常用框架进行了效果对比，发现风险框架提供了一种更复杂、更贴切的语言叙述，是传达气候挑战更有用的视角[13]。这些研究为明晰气候与健康传播中的媒体传播效果机制、调整媒体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4.传播战略/策略研究。传播策略的研究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传播战略思考，也包括针对政府、媒体、卫生组织等主体的行动策略制定。美国公共卫生研究所提出了“气候变化与健康：行动框架”[14]。2015美国气候与卫生领导峰会提出，需要建立一个面向公众、政府和卫生决策者的信息平台，其中包括发布一个简单、清晰、有力和权威的“元信息”（meta-message）[15]。2018美国气候与卫生领导峰会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卫生紧急事件（health emergency），呼吁政府制定一个关于气候的国家卫生议程[16]。学者Edward Maibach审查了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情况，表明公共卫生部门需要在个人、社会网络、社区等层面开展更多健康促进活动来应对气候变化[17]。

　　5.气候正义和健康公平。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其健康影响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存在着区域层面和代际层面的“健康不公平”现象。面对“健康不公平”，各国需要履行“气候正义”。学者们对产生气候变化，进而导致生态危机和健康问题的社会原因，以及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所涉及的健康公平、健康权利、健康责任与义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伦理反思。这些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正义”概念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规范性理由。

　　6.话语、修辞与新社会运动。在“气候与健康传播”中，“比喻（tropes）”被视为最普遍的修辞策略，如常用“冰川融化”来形容“全球变暖”，此外，“地球母亲”“临界点”“碳足迹”等词语可视为一种隐喻（metaphor）。在修辞体裁（rhetorical genres）上，一些研究者对“世界末日”修辞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类叙述一方面能驳斥“自然征服论”，警示日趋严重的健康威胁和生态危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气候变化“怀疑论”，使得公众觉得“危言耸听”或“不敢相信”[18]。在视觉图像上，学者们围绕如何“看见”全球变暖及其健康后果、视觉图像（视觉证据）的特点、对观看者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上述这些研究对什么符号因素或其他象征系统能够影响公众，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改变公众信念或促进公众行动效果等提供了思考。

　　综合国外研究情况，可以说，在三十年历史沉淀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国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的研究范式已基本确立。但整体上，由于学科专门化、系统化建设时间不长，仍处于“前范式阶段”，因此尚存有一些缺陷和不足。第一，缺乏对“气候与健康传播”规范的科学界定和统一的学术定义，导致无法明确该领域研究的战略定位和具体所指。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的民意调查和心理认知测量较多，定性的分析和阐释较少，多数研究结果仅是描述性陈述，迫切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框架层面研究。第三，在考察对象上，多将接受者降维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人通常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导致无法考虑群体与个人的相互作用，缺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家庭传播等层面的研究。除了公共卫生组织，对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战略等领域缺乏思考，导致不能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益。第四，范式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的范式居多，而批判取向较少，且批判取向大多集中于本土内少数群体公平和正义诉求的层面。

　　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融通过程

　　在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些史料所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但作为一个科学研究所观照的领域，则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邱杏琳在《气象科技》发表译作《1980—1983年世界气候计划(WCP)第二部分(续)》，对世界气象组织的气候影响研究计划进行了介绍，译文提及“对发展中国家最有意义的是研究社会各个方面对气候变化和变迁的敏感性和防御能力”[19]。此后，一些来自气象学、医疗卫生、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相继翻译和介绍了部分国外社会科学成果，如《社会、科学与气候变化》等。

　　我国真正以“气候传播”概念为题的系统化研究始于2010年。当年，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气候传播”这一概念，并围绕气候传播的内涵、定义及功能作用、气候传播各行为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关系、气候传播的方式手段与技巧、受众的认知与分群，以及传播话语体系及文本的建构等一系列涉及气候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探索，开启了我国气候传播研究的进程。

　　十多年来，该中心在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多部专著、译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举行了多次大规模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举办了多场国内国际学术会议。项目中心负责人连续出席了自2010年以来的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在中国角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边会。目前，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气候传播学术论文有200多篇。迄今我国内地已有近百家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社会组织及相关机构开始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工作[20]。

　　而将“气候与健康传播”相融通作为一个整体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2015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关系问题，考虑如何协同国家提出的“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把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融通整合起来。同年，清华大学开始推动并领导“柳叶刀2030倒计时：健康和气候变化的全球进展”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每年监测和报道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健康影响和应对措施[21]。2017年，中山大学举办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国际会议，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研究协作网络，为增强我国在气候变化与健康科研领域的话语权作出了贡献。

　　2018年，受聘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郑保卫教授携手广西大学健康传播学者吴海荣教授，倡导组建了国内首家“气候与健康传播”专门研究机构——“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并与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联合举办了2018（首届）气候与健康传播研讨会。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的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开始步入专门化、规范化发展的新轨道。在2018（首届）气候与健康传播研讨会上，郑保卫教授率先提出了“气候与健康传播”的概念和“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推动、企业与医疗机构担责、公众参与”的“五位一体”行动框架。

　　近些年，国内许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加入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并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国气象局专家宋英杰提出，二十四节气“代言”的气候与物候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对人们健康养生的节律也有很大影响[2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施小明、刘起勇研究员回顾了过去十年中国气候变化与人群健康研究进展[23]，中山大学黄存瑞团队进行了城乡基层医疗人员的气候变化与健康风险认知的系列调查研究[24]；广西大学覃哲、郑权等考察了《人民日报》近五年气候报道特征与健康风险话语[25]。

　　整体上，我国的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虽然已经确立了“气候与健康传播”的概念框架和行动路径，考察了一些媒体的气候与健康报道，并对部分公众进行了气候变化与健康风险认知调查，但由于起步较晚，以及学科间沟通交流较少等原因，还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对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三大体系”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6]。从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出发，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更急需打造一批符合中国国情、融通古今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也是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所需要坚持的思路。对此，本文拟提出几点建议：

表1：国内外“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对比

	欧美国家	中  国
学术起源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气候正义运动时期）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范式变革原因	气候传播困境、卫生组织健康传播困境	“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
专门学会（学科建设标志）	2015气候与健康传播研讨会	2018（首届）气候与健康传播研讨会
研究框架	公众认知、卫生组织行动、媒体报道、（国内）气候正义与健康公平、修辞、行动战略	公众认知（主要是医疗卫生人员）、媒体报道、（国家间）气候正义与健康公平、行动战略
学术流派	功能-经验主义取向为主、少数批判取向和文化取向	功能-经验主义取向为主，少数批判取向
研究机构	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中心、医学学会气候与健康联盟、公共卫生研究所气候与健康中心等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

　　（一）“坚持问题导向”，从更宽广视角扩大研究视野

　　“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根本要求，也是推进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的根本方法论。早在2006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就通过《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27]。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就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

　　气候变化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气候与健康传播”也应该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传播学研究很长时间里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也是这一研究取向占据核心地位。进入21世纪，这种研究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渐显示出理论枯竭和视野局限的弊端。在此背景下，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需要“另起炉灶”，积极扩大研究视野，努力突破学科壁垒，摆脱拘泥于媒体传播效果测量和说服策略研究的传统方式，从更为宽广的视角观照气候与健康传播与社会发展、国家战略、全球气候治理，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互动等一系列问题。如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我们的研究要关注气候与健康的话语争夺，是否提供了一个理解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背景、发展方式和利益诉求的有益视角，“气候与健康传播”对于分属不同族群、国家间的交往存有怎样的意义，在形成当前气候变化议题的社会结构过程中，传播的功能和作用有哪些，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探寻，不仅有益于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也能丰富整个中国特色传播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

　　（二）“请教马克思”，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我们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践行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气候变化问题是个科学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从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看，其实质是由资本主义不惜一切代价攫取剩余价值、征服自然的生产价值观念，生产和发展方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全球危机。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人类的价值创造活动对大自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刻反思。从气候变化的应对看，气候变化直接将如何分配稀缺的全球公共资源、如何最大程度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健康福祉问题凸显了出来。对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将对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根植于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之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

　　（三）“立足中国土”，从中华文化和本土实践的视角加以关注和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两个结合”，为我们实现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守正创新与发展，尤其是推进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不断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28]。这就要求我们的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要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土”，自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导向，真正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实践永无止境，传播理论的创新与探索就永无止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扎根于中国实践的土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更好地开辟新的未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29]。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是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例如古人认为，气候与健康之间的冲突具有多种内涵及表现形式，譬如《春秋》提及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30]，化解冲突，需要秉持“天人合一观”。如《周易》记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31]。这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气候与健康传播的精神信念、价值追求、意识理念、内容导向、方式方法等各个层面，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与健康传播的重要思想起点和归附点。

　　从2009年跟踪研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算起，我国气候传播研究迄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历程。总结其重要经验，就是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服务于人民需求与国家发展。我们之所以主张将气候变化与健康相联系，融通“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并组建“气候与健康传播”专门研究机构，最终目的就是吸引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参与，为促进“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为实现气候变化全球共治的美好愿景作出贡献。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还须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做好新时代我国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积蓄更多智慧和力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课题“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批准号：19AXW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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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权：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郑保卫：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