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随着媒介融合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在当下社会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近年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开始成为探讨技术与社会互动关

　　摘  要：随着媒介融合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在当下社会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近年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开始成为探讨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前沿理论，其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置于同一网络中进行追溯和跟踪的构想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之间对称性的强调也为数字新闻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关键词：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理论；非人行动者；新闻生产

　　近年来，由于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闻研究开始出现科学技术研究转向。其中，以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使用最为普遍。与人类行动者相对，他提出“非人行动者”概念，并赋予两者同一网络中同等的节点位置。在当下，行动者网络理论被视为一种互动的理论和视角，广泛应用于媒体创新、数据保护政策、机器人技术和电子学习等诸多领域。在对“媒介对社会的形塑”学理性质的讨论中，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应用于“理解技术的社会形塑”[1]。

　　也正是因为行动者网络理论连接了社会和技术，这一理论还常被用以观察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生产，借此讨论技术冲击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应该何去何从。有学者将编辑部视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行动者网络”，将其中各种工作角色作为人类行动者，技术、规章、空间等作为非人行动者，观察这一网络如何变化[2]。对于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研究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了一种观察技术何以在新闻场域中开展行动的视角，这在新媒体赋权的当下尤为可贵且切中时弊。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动态生成性

　　拉图尔在对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的代表著作《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表示“社会”这个概念时，摒弃了传统的、规范的society，而选择使用social一词，意在强调一种联结的、互动的、每时每刻都在被不断改变和形塑的活跃网络状态。拉图尔从词源学视角对social进行追踪，认为这对于理解社会是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性的。在不同语言的历史谱系中，social一词的含义先是“跟随某人”，接着是“加入并联合”，最终强调“共同，共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问世后，social被放置在“社会契约”的语境下进行讨论。19世纪以来，人们开始普遍谈论“社会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如sociable的同源词，用以形容使得个人在现代社会能够体面生活的技能。这和现在人们对于“社会”的定义、印象还有语言使用习惯，已经非常接近[3]。

　　问题在于，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一词最初所包含的可延伸至各种互动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缩水”。也正是在社会的内涵持续不断的衰减中，研究的视域逐渐聚拢收窄，最终被限定在人和现代社会上。对此，拉图尔认为，要打破这种日益僵化的研究困境，一方面，要重启对于“社会何以生成”这一元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要将研究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从前被排斥在研究者视野之外的非人行动者纳入讨论的范畴。由此，社会恢复了其在永无休止的互动中的活力，同时这里的互动将不再局限于人类内部，而是包括物和技术在内、由各类行动者构建的互动网络。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数字新闻研究

　　长久以来，社会学宰制下的研究暗含着“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但拉图尔看到了非人行动者的存在，并将其引入研究领域。而在当下，经由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非人的行动对于思考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其提供了一个将人类行动者和包括技术在内的非人行动者放置在同一网络，观察两者如何同台互动并争夺合法性的“竞技场”，从而有助于反思媒介深度融合将会带领传统媒体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类行动者去往何方。

　　行动者网络理论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数字新闻研究。有学者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调查记者如何看待和使用技术工具，试图阐明新闻机构中由记者代表的传统参与者、技术工具等新参与者之间复杂的互动方式和权力关系，以及主流新闻文化如何适应或塑造新的技术潜力[4]。另有学者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探索数据驱动的新闻工作提供了敏感性[5]。杂糅、物质性和黑箱的概念在数字新闻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并且对研究数据、新闻实践、认识论、反思性和新闻产品之间的关系具有建设性意义。Waldherr等人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概念框架，确定了其在计算通信科学中的三个关键贡献：对技术的作用和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阐释；帮助反思计算方法的认识论地位；对研究规范和伦理假设的质疑[6]。Ryfe探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数字新闻研究的潜在贡献，认为当前在数字新闻研究中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倾向于以对称原则为中心，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四个主要优势：它把新闻制作想象成一系列新闻组合，而不是一个统一的职业；它允许新闻组合中除记者外行动者的存在；它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接近；并且，它鼓励在征召和传播方面而不是在凝聚力和一致性方面对新闻组合的相对“强度”进行评估[7]。王辰瑶在以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主导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创新理论、新闻场域、空间/场所理论和职业社会学，提出“新闻行动者网络”的概念，帮助理解和分析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新现象和新经验[8]。

　　“做新闻”的转型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在张力

　　当下，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然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前沿理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代转型使得部分大众传播理论难以契合当前社会的传播图景和传播机制，新的媒介形态和社会生态急需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恰好契合新闻研究的STS转向[9]。两者一拍即合，于是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原本在科学技术哲学和联结社会学领域中提出的理论构想，由此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抓手和动力源泉。进一步探寻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火热的成因，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新闻行动者主体的多元化。传统的新闻生产研究多是在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下，将新闻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将新闻室或编辑部作为知识生产的空间，观察作为知识的新闻何以形成。在传统的研究中，关注点都聚焦在记者、编辑等人类行动者如何行动的问题上，忽视了技术以及技术物等非人行动者的存在。在当下，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入侵，传统的新闻业不得不思变创新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人类行动者和技术类的非人行动者也不再是纯然二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出现了如“数字人”[10]、“赛博人”[11]等新型行动者，以及具有独立运行逻辑的算法和智能写作机器人等非人行动者。在这样的数字时代背景下，以往被忽视的非人行动者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并影响人类生活，因此必须运用相应的理论视角来对这些长久以来被隐匿和遮蔽的“中介者”[12]进行观察。而聚焦于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联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正好切中了当下学界对于技术进行反思的需要，提供了将两者放置在同一网络结构中，追踪其形成、争夺、互动、掣肘过程的方法支撑。并且，非人行动者这一概念本身极富弹性，在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的当下，能够尽可能多地将各类行动者都纳入讨论框架。

　　（二）“网络”逻辑与网络社会的契合。传统时代，新闻的生产模式是线性的而非网络的。从组织架构上来看，新闻机构本身遵循着韦伯所说的“科层制”，整体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纵向运作；从生产流程来看，新闻从采集、编写到加工、分发，流水线般运作的程式是水平层面的横向传递。但在以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拓扑结构为技术座架的今天，网络成了社会运作和行动交往的底层逻辑。不难发现，线性逻辑在当下出现了“水土不服”，而网络逻辑则对于现实生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曼纽尔·卡斯特尔的“网络空间理论”到“网络化身体”[13]，“网络”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尽管这不是一个新近提出、具有革命性意味的词汇，但在当下，它仍激发了理论的和经验的努力和尝试，并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理论和分析流派。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网络”目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引人入胜的术语”[14]。正因为此，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持有的激进的“平本体论”在过去遭到了激烈的抨击，在当下却能被顺利引入新闻传播学，成为争相讨论的大热议题，这同“网络”与当下社会环境的紧密契合以及“网络”概念被更多人接受认同不无关系。

　　（三）对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调和。自施拉姆于20世纪40年代创立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机构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受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一直聚焦在以传播效果为核心的受众研究上。在效果导向的思路主导下，媒介作为5W的中间环节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即便有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关注到了媒介的重要性，但该学派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观察媒介技术与社会形塑之间的关系，且通常抱持着技术决定论的立场。而在技术和社会的嵌入愈来愈紧密的当下，再抱持任何一种决定论思想都有失偏颇。尽管社会和技术呈现联结互动的形态已成为共识，但若只停留在一个宽泛的认知层面尚且不够，还需要对具体的互动现象和互动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行动者网络理论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追踪者的角色，跟随行动者并尝试探索行动何以可能。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某种属性将逐渐浮现，即社会不是由能动性/结构的二分法宰制的铁板一块，相反它是一个流动的实体[15]。这种细致入微的切入视角，有利于进一步观察社会和技术的互动关系。

　　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反思

　　当下，新闻传播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将技术视为非人行动者，观察它与人类行动者的“转译”和互动过程。但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它在被应用于传播学等讲求实证材料的社会科学领域时，也需要更严谨和慎重。一直以来，针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放置在同等的位置节点上，并宣称非人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具有相同的能动性的做法，不少学者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唯灵论”[16]，有学者认为拉图尔是一位熟练的修辞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实则是一套逻辑和语言的技巧[17]。事实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引入非人行动者这一概念时，势必动摇社会学中自韦伯、迪尔凯姆到帕森斯、吉登斯等人围绕着人类行动者进行讨论的“社会行动”的内涵。而社会科学开展的前提就是概念的界定和厘清，如果无法在前操作层面对非人类的行动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义，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际应用效力将会大打折扣。

　　更何况，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等同于人类行动者，这是否是个伪命题，本身就值得讨论。且不论它可能造成的伦理学困境及道德上的困惑和混乱，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多大程度上是自身所具备的，它又是否能不依靠代理人开展行动，这是需要不断进行思考的。某些时刻下，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属性是人类行动者预先题写好的[18]，所谓的非人能动性只是人类能动性的接续和延伸，实则一种是被“阉割”的能动性。以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中算法的使用为例，在谈论算法的协同过滤机制对新闻可能造成的影响时，不能不讨论算法工程师对于算法的设计与规训。同样的，当就H5、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模式展开讨论时，也无法忽视新媒体运营、产品设计师、客户经理等人类行动者角色，以及这些角色背后所对应的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对新闻产品的影响。有学者在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观察新闻生产创新研究中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时，仍是通过对媒体机构或媒体技术公司中记者、编辑等内容的代理人和前端/后端工程师等技术的代理人进行访谈完成的[19]。如果非人行动者必须依赖人类行动者才能开展行动，那么在具体研究中就应该对“转译”过程进行更为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笼统地认为非人行动者的行动完全等同于人类，从而忽略了两者之间天然的差异性。

　　最后，经由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当下数字新闻研究对于技术的热烈关注，最终指向的终极问题仍然是，新闻传播学对技术的关注，其目的和核心仅仅是技术吗？答案可能不会止步于技术层面本身，对技术的讨论也不应导致人们最终迷失在技术拜物教中。以迅雷之势猛然入侵的技术是一面棱镜，一方面提示人们技术的巨大威力，另一方面也映照出了那些过去曾被认为是习以为常和理所应当的事物，比如身体、在场、物质性。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计算机等自然科学，对人的关怀和对“一个好的社会何以可能”进行追问是其上下求索的要义。从自身出发，人类在承认技术等非人行动者同样可以开展行动的同时，更应该反思技术社会中人与人、人与非人如何互动，两者差异几何？技术和人到底是休戚与共式的共栖，还是零和博弈式的竞争？上述问题，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论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编号：21&ZD316）、广州大学重点人才项目（编号：RZ2022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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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茜：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