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媒介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交叠总会生成新的意义地图，而县级融媒体作为一体媒介空间的一部分，是乡村连接社会的端口，也将为乡村社

　　摘  要：媒介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交叠总会生成新的意义地图，而县级融媒体作为一体媒介空间的一部分，是乡村连接社会的端口，也将为乡村社会的治理带来新的视角。以媒介空间论为视角考察县级融媒体时，发现其在乡村治理与发展中具有“创造‘共在’”“建立认同”“争取平等”和“优化景观”四个方面的潜力，可以为县级融媒体建设和乡村治理等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媒介空间；乡村治理；乡村景观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提出要求，要“建强用好”，并予以“对象化分众化宣传教育”“深化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重任。县级融媒体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基层媒体形式与资源的融合，更是通过构建一个尽可能全域覆盖的媒介空间，将断裂的乡村社会网络重新连接，使得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交融成为一个更加丰富的乡村景观，将中央与地方、媒介与人合力于一体，为多元化治理力量的有机结合提供场域，让它们在不断融合中生成符合地方实际的新型治理模式。

　　媒介空间的生产：意义赋予与结构重建

　　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囿于地理条件，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一直是人们对无法亲身经验的地理空间形成一定认知的窗口，在它所建构的媒介空间中，远处的地理图景突破时空局限而转化为传播文本呈现在人们眼前，被勾勒出的全新的地理版图，构筑人们对环境的感知，甚至为人们的行动决策提供依据。作为媒介空间的县级融媒体，对乡村社会进行更丰富的意义赋予，催生新的社会关系、构建新的社会结构。

　　“不同的媒介运用声音、图像或者文字，构造出多样的地理空间和区域，展现的是关于文化和意义的地图。”[1]媒介对世界的呈现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与文化相互交织。一方面，媒介对地理景观进行文本传播的同时，也将地域文化一起传播了出去；另一方面，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物质与文化的混合物，其传承发展的历程，“不仅仅是某种技术的沿用，还有对媒介中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的承传”[2]。媒介空间中的地理被赋予了超越纯粹物质层面的更为多样的意义，在人们洞察外部世界时，个人经验与媒介呈现共同形塑的空间想象力会为人们解释各种社会关系，影响人们的认知，甚至塑造人们的思想。县级融媒体作为距离乡村最近的媒体，若能充分发挥其贴近性等优势，便能以新的视角为全社会呈现更加全面真实、丰富立体的乡村景观，突破乡村的刻板形象。

　　吉登斯认为：“空间不是一个空虚的向度，沿着这一向度，各社会群体获得了结构，但必须从其介入于互动体系建构的角度来加以考虑。”[3]因此，“‘空间化’……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状态”[4]。媒介构建空间的过程，也是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与结构的过程，且不同的媒介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结构。不同的媒介构建空间的过程推进不同的传播时代的更迭，也对社会结构的不断重建与社会关系不断更新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当前县级融媒体建构其基层媒介空间的过程，也正是推动乡村社会转型、推动新的乡村社会关系与秩序生成的过程。

　　乡村现状：社会空间中的“他者”与原始空间的割裂

　　（一）刻板“他者”的形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1162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87562人，占36.1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15856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1984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5]城乡人口数量的悬殊也就指向了乡村在媒介空间中位处边缘的结果，而且乡村人口消费能力较低，难以成为有经济利益诉求的媒介的核心目标群体。经济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媒介占有率与接触率较低，很多乡村人口甚至尚未被纳入现代传播体系中，因而在媒介资源竞争中，乡村有着先天劣势。

　　另外，乡村被“他者化”也离不开长久以来大众媒介对其进行的形象勾勒。媒介空间中关于地理的阐释和隐喻往往对社会人群的划分、人们的行为活动等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规定和传达着不同人群的形象特征和不同社会区域里的行为规则。比如，咖啡馆总是象征着商务与优雅，常常同白领一起出现；夜店暗示着暧昧与犯罪，大都是不良青年的聚集地。通过这种呈现方式，媒介空间重构着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并以此划分媒介空间。人们对乡村及乡村人的刻板化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各种媒介一直以来的刻板化呈现，媒介总是站在被归为“中心”位置的城市人视角，以观察“他者”之眼光凝视着乡村的一切，捕捉和放大乡村人的不同之处，实际上也给城乡的融合设置了障碍。因此，乡村在媒介空间中存在感弱、身份认同度低，并且所获得的社会关注和资源少。

　　（二）原始乡村共同体的衰落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6]在乡村，人们依据血缘与地缘而聚集在一起，他们以土地为生，土地是稳定的，人群也是稳定的，道路与通信的阻塞使每一个乡村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都相对完整而固定。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人口外流现象越来越常见，同村人分散到不同的物理空间中，此前依据血缘与地缘而构建起来的乡村社会空间遭到撕裂，原本的共同生活环境、行为经验、思想共识等慢慢失去黏性，集体记忆日渐模糊，群体认同难以维系，旧的村落共同体逐渐衰落。“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一致行动能力，构成了特定社会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从而也使一定社会整合成为可能。”[7]乡村社会有其运行逻辑，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内生的、代代流传的、检验有效的自治力量，以构建和维护健康的乡村秩序，乡村治理工作只有建立在这具体的乡村逻辑与乡村资源之上才能见到成效。共同体的衰落削弱了村民间的互动关系与一致行动能力，那么这个共同体所孕育的运行逻辑和社会秩序便也将失去存在基础，乡村发展受阻。这种现状下，这些乡村须得找到一条路径，既能在强有力的保障下稳定地通达外部社会资源，又能适应地方具体实际需求且被人们认可，从而调动乡村的民间内生性力量，而县级融媒体有潜力打开一个集合多元治理力量且突出乡村人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新思路。

　　作为媒介空间：县级融媒体的乡村治理潜力

　　（一）创造“共在”：弥合裂缝、连接社会

　　“社会整合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8]“共同在场”为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与社会关联的形成和存在提供必要的前提，一个村庄只有通过不同主体间的持续互动才能产生一致行动力量与社会关联，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村庄共同体，村庄的整合与治理才有可能。村中供销社、棋牌室，甚至某棵树下都可以为村民创造“共同在场”的情境，为村民互通信息、感情交流提供场所。如今，村庄人口外流，这些往日的公共空间再不能使村民们“共同在场”。县级融媒体则把处于不同物理空间中的人们“云聚合”在同一时空，为村民重新创造了“共同在场”的情境。

　　乡村的“不在场”还表现为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不在场，也就是乡村与城市及主流文化等的“脱节”。范以锦将那些边远的县域比喻为“一个密不透风的球体”，它们“有着厚厚的壁垒，导致中央的声音在基层传播不顺畅，很多惠民政策难以开展”[9]。当媒体融合构建了一个一体媒介空间将全社会连接起来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县级融媒体所构建的县域媒介空间就是乡村连接全社会的端口，进入这个空间，乡村将会与整个社会实现连接并且“共同在场”，村民在加强本地的社会关联的同时，也能放眼全社会，视野与思维会更加开阔。这个县域媒介空间也是为党和人民、政府和群众所创造的“共同在场”与对话协作的空间，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被解读、人们的困难和诉求被看到、问题的受理和反馈被监督，彼此之间声音清晰、传播有效。

　　（二）建立认同：“地方芭蕾”催生新地方感

　　“地方感”只能与物质地理关联吗？玛西提出，“不要将地方想象成是周围有边界的地区，而可以想象成是社会关系与理解的网络中的联结势态”[10]。在人们对遥远地方的地理想象与不曾有过的地方体验正在被层出不穷的新媒介形式塑造的当下，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社会交往越来越多地依靠层出不穷的新媒介形式辅助完成的当下，一个不再受限于客观实在的地理元素的“地方”概念显现出了必要性，在此视野下，县级融媒体在充分发展后将会成为媒介技术迅猛成长的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地方。西蒙提出的“地方芭蕾”概念指出“地方乃是透过人群的日常生活而且日复一日操演出来的”，人们“借由参与这些日常操演（performance），才得以认识地方，觉得自己是地方的一分子”[11]。县级融媒体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服务本地民众，尽可能地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都纳入其中，包括医疗、政务、交通、科教等等，久而久之，一种彼此依附的关系产生，即县级融媒体深入伴随当地居民的衣食住行，嵌入人们持续而规律的日常生活实践，形成“地方芭蕾”，人们之间凝结成新的文化共同体，由此，新型地方感也被催生。

　　作为认同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实践领域而形成的地方感，能将人们的身份归属意识、社会集体记忆、精神价值投射再现于特定的空间场所与行动实践之中。[12]县级融媒体所塑造的新地方感有助于基层民众将凝聚力与归属感投射到乡村社会建设的实践中，为今后的乡村治理奠定重要基础。

　　（三）争取平等：为“他者”代言

　　媒介空间中充满对地理的阐释与隐喻，大众媒介的地理想象也为受众勾勒出区别鲜明的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城市居民形象与乡村村民形象等，在城乡印象刻板化甚至城乡对立现象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介空间中的这些阐释与隐喻蕴含着社会的权力关系，即由谁来设置媒介议题，由谁来决定媒介空间资源的分配和引导人们注意力的去向、构筑人们对社会的认知等。乡村社会一直面临被“他者化”的问题，在媒介空间中没有存在感与话语权，在社会空间中就无法被看到、被听到。因此，对媒介空间的争夺就是对社会空间、生存空间的争夺。哈贝马斯认为，传媒者在选择传媒内容的时候，是结合现有的资源（技术、传媒者的素质、受众的素质、特定的传媒框架）而进行的一种“寻视性关注”。[13]因而，优质资源的聚合与县级融媒体的充分发展呈螺旋上升样态，最终将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推动区域社会有序治理。

　　县级融媒体有着充分的实力参与整个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竞争，能为一直处在“灯火阑珊处”的乡村和村民争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社会资源，也能凭借着先天的贴近性优势，为乡村以外的受众重新描绘乡村景观与乡村人的形象。在充分建强用好这个媒介空间的前提下，它可以将外界的物质资源、人才资源等引进乡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发掘各种乡村治理的新可能；也将重新梳理整合乡村资源，激活内生性力量，走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展现真正的、鲜活的乡村与乡村人面貌。

　　（四）优化景观：赋予乡村自我言说的能力

　　媒介空间是地域文化空间的一部分，自然也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它植根于地域文化中，在展现地域形象过程中就已经构建了文化空间，传播了地域特色文化。在传统地方性媒介空间中，地域景观的呈现仅依赖传媒工作者，视野小且会与实际情况产生更大的误差，造成地域的单一刻板形象。而县级融媒体对地域景观的呈现，是多方生产者合力而成的结果，每一个用户的每一次媒介空间实践与内容生产都是乡村空间的一次自我表达，都为乡村景观呈现的视野开拓了边界。此外，当县级融媒体真正实现“政府—媒介—用户”的紧密联结后，一个有序的乡村社会、健康的舆论治理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景观了。

　　经过媒介空间对实体地域的展现和阐释，人们会对实体地域景观形成一定认知，并以此为依据对实体地域采取环境适应行动，也会不自觉地把构建出来的象征符号及其意义叠加到实体空间上，丰富当地的文化景观。因此，县级融媒体所呈现的乡村风景、乡村民俗、村民面貌等都在不同层面共同描绘着乡村的形象、言说着乡村的故事，这些形象与故事，也反过来作为乡村的象征与标签，助推村民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地域文化辨识度的提高，乡村实体空间由此蕴含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具备了自我言说的能力、肩负起对外传播的职责。

　　结  语

　　县级融媒体连接中央与乡村、政府与群众，将那些容易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的边缘区域与“他者”群体纳入政治体系；连接乡村内与外，让那些逐渐弱化的关系与记忆搭载新的平台而再次被激活。县级融媒体增进了基层民众的群体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感，在多元化话语主体中创造了更丰富的乡村景观。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编号：21ZDA05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66.

　　[2]方玲玲.媒介空间论：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与媒介景观[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4.

　　[3]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5.

　　[4] 黄继刚.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文化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88.

　　[5]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R/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3.html.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13.

　　[7]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06):61-73.

　　[8]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38.

　　[9]文琼瑶，章震.重新连接：县级融媒平台要凝聚基层民众——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J].新闻与写作，2019(11):76-81.

　　[10]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36.

　　[11]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J].学术月刊，2015,47(12):5-18.

　　[12] 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04):6-12.

　　[13] 崔波.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