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韦伯“理想型”的方法论，研究作为“理想型”的“新闻观”问题以及作为“理想类型”的延安新闻学

　　摘 要：本文运用韦伯“理想型”的方法论，研究作为“理想型”的“新闻观”问题以及作为“理想类型”的延安新闻学，认为“完全党报”这种更多反映特殊性、个体性的命名并不足以充分揭示延安新闻学的现代价值，提出了普遍性层面的理想类型，即“共同体新闻学”问题，并具体分析了延安新闻学的三个结构性特征。

　　关键词：理想型；新闻观；延安新闻学
 

　　问题的提出

　　今年是延安《解放日报》改版80周年，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另外，今年国际舆论战的激烈较量和国内抗疫舆论场上主流媒体的问题表现，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契机，让我们重新回望延安新闻学，重新思考延安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延安新闻学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初心和使命的承载者，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自我革命的动力来源。

　　我国学术界关于延安新闻学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继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之后，新闻学界对“延安经验”“延安新闻传统”“延安新闻观念”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并逐步上升到“延安新闻学”的高度。学界共识认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从初步形成到不断深入，直至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1]，形成了“完全党报”的理论范式[2]，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学话语体系的“航向”[3]。

　　延安新闻学的核心是对“完全党报”理论范式的研究，当下呈现出两种不同路径的研究取向。一种是侧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维度，以历史材料的实证传统为主，探讨“完全党报”的政治逻辑[4]、实践逻辑[5]和话语逻辑[6]，认为延安《解放日报》“从‘不完全’向‘完全’党报改造的过程，携带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规训，也见证了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话语权的较量与转移”。“‘完全党报’既是一个新闻宣传的关键词，更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修辞和话语实践”[7]。一种是侧重现代性、全球化的世界维度，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资源，将延安新闻学放置在中国同殖民主义现代性对话与较量过程之中，辨识延安新闻学作为现代性转换的革命性、先锋性[8]，以期重新激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学革命遗产，反思新闻发展的可能性与多样性的道路[9]。

　　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对应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自觉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对国民党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现代性来对抗；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理论传统，以中国性来对抗。[10]这两种路径的理论研究相互补充，丰富了我们对延安新闻学“完全党报”理论范式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理论叙事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前者隐含着去政治化的科学主义语境，容易将延安新闻学视为宣传和落后的新闻形态而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对象；后者隐含着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二元价值语境，容易在对延安新闻学自我证成式的肯定中遗失反思能力。因此，对延安新闻学“初心和使命”的探讨，需要吸收上述两个研究路径的理论成果并超越上述两个研究路径，引入新的研究概念，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深入延安新闻学的元科学逻辑中去，作为坚守初心和自我革命的认知基础，以及与世界对话的科学基础。

　　在本文看来，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法是帮助我们提升研究质量的一条有效路径。因为“真正有意义的本土化研究，是将本土问题关联到高层次的价值上，运用理想类型的比照来发现意义，在对意义的理解中将其与我国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总体观念勾连起来，揭示中国文化作为特殊人类文化类型的独特意义系统”[11]。

　　韦伯的“理想型”方法论

　　“理想型”，也有译作理想类型、理想典型，是由韦伯作为核心概念提出并运用在自己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中的。他指出，“‘理想典型’这种思想图像并非历史实在、甚至根本就不是什么‘固有的’实在，我们建构这种思想图像的目的，更不是要将它当作某种模型（schema）而将实在当作例子纳入其中，而是：它具有某种‘纯理想性的界限概念’（reinidealer grenzbegriff）的意义，当我们想要阐明实在之经验性内容的某些特定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时，我们便可以用它去测量实在，将实在和它进行比较。这种概念乃是一些构作物，在这些构作物里，我们运用‘客观的可能性’这个范畴，将我们之取向于实在并在实在中受到训练的想象力判断为‘适当的’的那些关联给建构起来。”[12]很显然，“理想型”是研究者研究社会和解释现实的一种分析概念，一种逻辑工具，是经过高度抽象出来的、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

　　韦伯的“理想型”与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理论形态的理想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即相当于经过了科学处理的价值观，它具备了概念体系的理论形态，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结构。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依据一定的价值与一定的实在发生联系，这便是价值关联。价值关联是文化意义的逻辑前提。但在研究中应保持“价值无涉”的态度，“价值无涉”是研究者进行经验研究时的一种策略，一种理想状态，是对研究者提出的诚实的要求。“价值关联”是基础，“价值无涉”保证文化事件的意义具有普遍性、客观性。[13]韦伯强调一项研究的重要性不取决于“议题”，而取决于研究该议题时所关联到的价值层次。越是接近人类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就在越大的范围“普遍有效”，就越客观，也越重要。

　　韦伯的“理想型”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韦伯本人就借助“理想型”分析法，倒推出具有丰富表现形态的现实文化形态和政治表现形态。迪尔克·克斯勒根据韦伯的研究实例，概括出两种“理想型”类型：一种是由《客观性》一文所奠定“历史的理想型”（historical idealtype），致力于确定某种历史现象的文化意义；一种是来自《经济与社会》的“社会学的理想型”(Sociological idealtype），具有一种永久的、系统性的特征。[14]沃尔夫冈·蒙森认为韦伯的理想类型共有两类，其一是结构类型，用以呈现某种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其二则是社会变迁类型，用以展示一定时间跨度内的历史过程。结构类型是一种暂时时态的，社会变迁类型是历史性的。[15]林毓生也认为韦伯的“ideal-type”一词兼两意，“ideal-typical analysis”应该翻译为“理想型/理念型分析”，并提出了“普遍化的理想型”（generalizing?ideal-type）和“个体化或特殊化理想型”[?individualizing（orparticularizing）ideal-type]。[16]学界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很多，但更深入的细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如何建构“理想型”并对“理想类型”进行分析呢？第一，理想类型作为一种特殊概念，它的构造依赖于问题的提出。第二，“理想型”分析的一般步骤是：首先建立起有效的“理想型”概念和范畴，创建“理想型”分析工具；其次分析不同理想类型的结构特征；最后根据结构一致性原则，在相关的理想类型之间建立起历史因果链。[17]

　　“新闻观”作为“理想型”

　　新闻学问题是与现代性价值关联密切的领域，世界新闻观念的多元形态需要探寻其背后的元科学逻辑或结构性特征作为对话的基础，也需要在理想类型的自我确认中深化自我认同和自我反思，并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适应性调整和自我革命。因此，韦伯的“理想型”方法论适用于新闻学研究。

　　对新闻学问题做“理想型”角度的提问，我国学者已有自觉和非自觉的探讨。尤其在现代性、全球化的研究路径里，这种意识更强烈一些。比如有学者提出延安新闻学质疑以西方话语中心的新闻生产的现代性，将政治学范式和哲学范式融合起来，实现了经由新闻（媒介）文化接引“‘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现代性转换，是“理想新闻”的一种典型。[18]但文章并没有对“理想新闻”进行解释。另有学者从学界关于党报和党报的历史研究中发现，“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经验结论和理论阐释，从而对当代党报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形成相去甚远的理解”，提出需要尝试探讨一种理解党报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type），并将之命名为“政治启蒙型报纸”。[19]这种意识非常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论文未能真正运用好“理想型”分析的方法。

　　对新闻学“理想型”分析的第一步是要确立“理想型”概念和范畴。这个概念和范畴就是“新闻观”，类似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对新闻学“理想型”的分析就是对新闻观的结构特征和类型的分析。长期以来，在我国语境中，“新闻观”概念似乎被绑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专有名词上。而在西方语境中，新闻观更多地被限定在大众媒体的职业的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上；而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代表的传媒体制研究，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关系的研究方法，看起来更接近于“新闻观”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单独把“新闻观”这个概念拿出来，认为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和表征，作为现代传媒运行体系背后的一套知识共享系统和价值支撑系统，作为社会主体所具有的新闻经验、知识以及观念，作为一套结构化的概念与观念集群，作为一种新闻意识形态，“新闻观”是可以作为“理想型”被辨识和建构的。

　　“理想型”分析的第二步是析出某些要素组合，创建“理想型”分析工具。韦伯指出：“理想类型是关于肯定了某些要素组合的存在的一般形式的陈述，这些要素只是由于属于每一类型所指的一类现象的例证而在经验上是相近的。”[20]以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为例，他从人际关系结构和社会秩序结构两个维度出发，运用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礼俗秩序-法治秩序这两对概念，来建构四种“理想型”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类型。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对新闻观“理想型”分析来说，从新闻观的意义取向和伦理取向，可以抽象出个人-共同体、言论自由-媒介正义两对概念；从认识论角度，可以抽象出实在-建构、情感-理性两对概念；从建制化和结构化角度，可以抽象出职业化-社会化、公营/国营-私营两对概念。

　　首先，韦伯关于价值问题的理论逻辑给我们提供了新闻观“理想型”的第一组概念的启示和线索。韦伯认为，世界本身无意义，人却反向创造之，即便是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去魅”的强烈冲击之后。人类追求意义的活动是在两个不同维度上展开的，即“个人的价值取向”(或“价值选择”)维度与社会的“价值域”维度。在韦伯的推论中，“价值域”的形成是一种在非理性、不完美的世界中打造一个自我合理化规范体系的过程，最后形成了一个“价值多元主义”世界。但韦伯没有看到，“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价值选择’与‘价值排序’问题上的优先权和主动性程度是不均等的。我们把这一点称作‘价值选择’与‘价值排序’问题上的‘人际不均等’现象”[21]。从人类文化知识生成的逻辑来看，西方一切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都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而个人之所以抽象，又是因为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归结为个人与上帝这个抽象关系。新闻自由思想也是沿着这条知识之藤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从人类共同体的视野出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核心命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的底子是立足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与之相对应，新闻在社会系统中的存在意义的观念认知也就存在从个体角度出发，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出发强调言论自由的新闻伦理，以及从共同体出发，强调媒介正义的新闻伦理两种纯粹形态。

　　其次，新闻观的背后存在认识论问题，即新闻的事实是实在论意义上的事实还是建构论意义上的事实，在对新闻事实的生产中，对情感和理性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两组概念的不同认知是导致新闻观不同类型的结构性特征之一。

　　最后，成型的新闻观是建制化、制度化和组织化过程的结果，因此是职业化还是社会化、私营化还是公营/国营，成为不同新闻观理想类型的又一结构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组六对概念，仅仅是本论文的一种建构，并不完善。有很多可讨论完善的空间，本来“理想型”就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是需要不断修正的。毕竟概念建构是手段而非目标，意在尝试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分析工具。但这种讨论的思路和方向大体是不错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成型的新闻观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价值域”，一种“规范空间”。“‘规范空间’乃是价值选择、价值排序并使得这样一种价值排序满足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一个‘规范空间’一旦形成，一种生活秩序与生活方式就已经展开。人们在一定的规范指引之下有序地展开生产与生活活动。”[22]很显然，上面的三组六对概念最起码可以对应出两种理想类型：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闻观。

　　延安新闻学作为“理想类型”

　　前面部分关于新闻观“理想型”的分析，仅仅是为确立一种普遍性的“理想型”所做的努力，是一种结构类型的“理想型”。韦伯强调：“理想类型在本质上仅仅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这些联系由我们设想为事件之流中的不变者，作为发展赖以实现的各种历史实体。”“构成理想类型概念的目的始终不是对类的相似物的分明认识，而相反是达到对于文化现象的独特现象的分明认识。”[23]所以，这部分我们分析作为理想类型的延安新闻学。

　　延安新闻学是与“完全党报”理论范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党报的四性一统（以党性统领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党性人民性相统一、党管媒体等表述构成了这套理论话语体系。这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积淀已相当丰厚（在本文中概括为第一种研究路径）。但并不是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比如有人认为“党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工具属性，并不足以概括延安党报范式的核心内涵，“群众路线”是更为根本的党报理念。[24]还有学者认为“完全党报”/“不完全的党报”是一个“弱解释性”的充满模糊性的概念，“在直观的世界里，‘完全的党报’就是一整套的信仰，一种品牌想象，一种启动‘世俗/神圣’象征建构的修辞按钮，一种清晰可见的‘毛泽东新闻学签名’。在复杂的历史剧场里，‘完全的党报’/‘不完全的党报’的出场宣告了‘党报’模糊与浮泛历史的终结，从此党报文化迈进自觉历史。另一方面，不断扩张的诠释，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路径，却使它深刻地纠缠于政党叙事、真理价值、神话主题、象征建构等问题上。”[25]本文也在此问题基础上向前推进：从“理想型”的分析角度看，“完全党报”的概括是否充分反映了延安新闻学的内涵特征？怎样的概括更能反映延安新闻学的本质？

　　总体上讲，本文认为，延安新闻学质疑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基于个体的自由主义的新闻生产的现代性，开启的是传媒现代性的“新新闻学”范式，它不同于西方由个体出发的自由主义新闻学，追求的是如何利用新闻传播来促进现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改造社会问题，追求的是基于共同体的媒介正义价值伦理，其目标是建构一个社会化生产形式支撑的美好媒介生活。有学者将其表述为革命性和先锋性：“就其革命性而言，它超越了五四时期梁启超、徐宝璜等人了解、批判传统政治影响新闻（传播）事业中羸弱的实践性趋向，笃定媒介及媒介实践可以成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有力武器。就其先锋性而言，‘延安新闻学’中的新闻实践无疑具有很明显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它实现了媒介话语、意识形态与工农大众的有机结合，发掘并重构了工农大众的个性及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它又将占当时人口基数最大的工农大众的‘生命体验’‘生命故事’编织进新闻生产的叙事体系和价值遵循之中，实现了经由新闻（媒介）文化接引‘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现代性转换。”[26]本文姑且命名为“共同体新闻学”。

　　这种共同体新闻学，在延安这个“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空间”里，衍化为人类新闻传播社会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闻范式转型实践，即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事件的新闻革命，形成了一套创新性的话语体系。根据结构一致性原则，我们来看这套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是什么，独特性又在哪里。

　　首先，“党性人民性相统一”作为延安新闻学元命题、元话语居于最顶层的位置。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中，“党性、人民性是作为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概念来使用的”[27]。真正把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政治概念来使用，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1945年8月至10月间，胡乔木在新华日报社发表了对编辑部人员的讲话，首次使用这对概念，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至此，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党建理论的概念得以成形，并影响到后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28]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样一个“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实现了政党与社会的连接，即三个共同体的打造:“第一，通过构建‘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最终把‘人民’的政治性与政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第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联起来，在政党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第三，把革命的愿景(比如‘人的解放’‘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党的纲领(包括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命运共同体。”[29]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性”不同于“群众性”，它是对臣民话语、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的批判、扬弃和超越，人民性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统合性”。[30]

　　因此，“党性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其现代传媒合法性的来源。“党性人民性相统一”落实到新闻传播中则是对媒介正义的追求。党报群众性原则中的群众经历了从“教育”到“反映”到“学习”的对象的嬗变过程[31]，在延安时期的“群众办报”和“典型人物”报道中，人民群众作为新闻生产者和被报道者的“可见性正义”才真正得到平等意义上的实现。为保证这一切，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工作原则和方法论准则被强调，落在新闻传播中，则是尊重事实和新闻真实、尊重新闻规律、文风建设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

　　所以，延安新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还可以被命名为“人民新闻学”。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更是强调了党性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问题，并将“以人民为中心”置顶为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正是对新闻学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其次，延安新闻学在认识论方面是建构论的，充分重视情感实践的前置作用。

　　延安新闻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做基础，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定义，并且将阶级情感纳入新闻学原理的建构中，将情感实践与新闻真实相勾连（“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然后推演出“新型记者”（专业记者）情感改造、专业记者和非专业记者合作进行新闻生产的理论架构。这主要是在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来完成的。

　　以往我们关于“新型记者”的学术探究多认为它取消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体性和独立性、消解了新闻专业的壁垒，关切点主要是新闻工作者与政党/政治权力的关系。[32]现在一些学者则把关切点落脚于新闻工作者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认为：“在延安的语境中，党对群众的‘教育’有着特定的含义，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传授和思想灌输，而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意识的启发，即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通过细腻繁复的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作，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出来，形成政治主体性。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独特之处，也是毛泽东思想对于列宁主义的重要超越，在于政党和群众之间并非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师生关系。”“这段历史经验的启发意义，或许在于突破合理分化、专业分工等所谓现代性规律带来的视野促狭，超越新闻专业主义的有限想象，在一种更宏阔的历史与政治格局中来重新理解新闻的社会角色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重建这样的想象力显得尤为迫切。”[33]

　　很显然，上述两个面向的考察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流于表面了。从认识论的底层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实践论”“矛盾论”融合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强调实践作为关系的、间性的、建构性的存在，强调在这其中情感的连接的基础性作用。所谓情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阶级性、民族性、地区性和国家性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社会情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就是经由“身体政治”的群众劳动所带来的与人民的情感的连接状况的改变，威廉斯称之为“感受结构”。“感受结构”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当时的清凉山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记者编辑们投身体力劳动，开荒、纺织、种菜、养殖、运输、烧炭、卷烟、磨豆腐、加工文具……报社俨然成了一个种类繁多的生产基地，各部门、各人之间展开火热的劳动竞赛。”[34]与这种身体实践、情感实践相关联的是延安新闻实践中典型人物报道和新闻通讯体裁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情感实践问题置于新闻生产过程的主体再造这个前置环节，其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智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栖居在世界的东方，通过一个个情感相连、情感相依、情感相托的大大小小生活共同体、交往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构筑，创建了中国人独特的家园文化与家国文化。”[35]所以，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群众化和群众的知识化的双向奔赴的教育与学习的有机运动，“反而敞开了广阔的空间，促使新闻工作者超越逼仄的个人天地和专业苑囿，去触摸更高远而复杂的政治命题，把个人命运、职业生涯与整体的历史进程关联起来”[36]。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了“政治家办报”问题。这里的“政治”是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说“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37]。从穆青、范敬宜等这些政治家办报的典型记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即与人民的深刻的情感连接（勿忘人民），以及作为政治家的战略传播格局。“新型记者”与“政治家办报”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存在。它映射的是使命型政党所要求于共同体新闻学的现代主体性的重构。

　　最后，延安新闻学在制度化结构化方面，形成的是党媒主导的主流媒体和富有弹性张力的现代传播体系，是组织嵌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混合的传播生态，是一种社会化生产模式。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学术共识是以20世纪40年代初，以《解放日报》改版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完全党报”传播体系和组织架构。但也有学者试图从批判传播理论的路径出发进行反思，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强调组织性，党报不是有闻必录的记载者，而是各种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因此中共所领导的媒体是一个倡导性媒体体系。[38]还有学者认为延安新闻学属于参与式传播，因为党报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记者。[39]再有学者把延安时期的新闻大众化运动视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新闻规范，概括为“业余路线”，并与当代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比较分析。[40]以上的反思都迈出了前进的一小步，但都局限于延安这个物理空间内。实际上，延安新闻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在延安重点解决的是主流媒体的问题，这个主流媒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我为主的党报，是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通讯社、黑板报、读报组等多种媒介构成的组织化生产、专业生产（专业记者）和社会化生产（非专业记者）的主流媒体体系，以后毛泽东表述为的“大党报”体系。同时，延安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努力争取到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具有合法地位的报纸刊物如《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其他一些思想进步或较为进步的报纸，如《大公报》《前进日报》《时代日报》《新民报》等，也大多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办、掌握或影响的，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努力建构的大的传播体系。这是一个有弹性张力的传播体系，保证了统一战线的传播需求和传播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有弹性张力的传播体系的内在动力一直在，比如“内参”的设立，《参考消息》的出版，1978年以后传媒市场化的进行，以及当下平台型媒体、社交媒体所客观形成的传播生态和传播体系等。这条脉络急需由学界梳理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的理念，该理念的初心应该追溯至延安新闻学之中。

　　总之，“理想型”视域帮助我们发现延安新闻学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共同体新闻“理想型”的出现，它不是“完全党报”这个命名所能涵盖的。对之的深入研究尚需时日不断展开。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如何在跨文化传播的情境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的美好愿景问题，这是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同时也是跟延安新闻学“理想型”有其历史因果链的密切关联的，是对延安新闻学初心使命的坚持和发展。

　　结  语

　　本文运用韦伯“理想型”方法论，研究作为“理想型”的新闻观问题以及作为理想类型的延安新闻学，认为“完全党报”这种更多反映特殊性、个体性的命名并不足以充分揭示延安新闻学的现代价值，提出了普遍性层面的理想类型，即“共同体新闻学”问题。这仅是一种尝试，论证并不完善，但路径和方向是对的。因为初心和使命是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延安新闻学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初心和使命，需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地言说和阐释。

　　按照韦伯的一般假设，一旦一种价值规范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被“内化”，这种制度同时意味着“价值脱敏”。“价值脱敏”同时意味着“路径锁入”。一旦作为制度确立的负面效应的“路径锁入”出现，就意味着一种制度会变得懈怠。这时它会拒绝新价值的涌入，并且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之后，使得一种制度表现出其明显的负面效应。[41]我们对延安新闻学的认知和制度化过程是否也陷入了这样一种“路径锁入”呢？这种理想类型的内在衰减风险是什么？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处于我们的问题意识之外。“理想型”帮助我们重新进行这种价值观、新闻观的追问，最终指向当下新闻的自我革命。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未能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在结语里作为问题提出来，供有共鸣的其他学者进行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逻辑和演进机制研究”(批准号：19BXW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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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伟长学者，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宣传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