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政治家办报作为马新观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讲政治的维度之外，还存在战略传播者的另一个面相。本文以概念史观念为分析

　　摘  要：“政治家办报”作为马新观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讲政治的维度之外，还存在战略传播者的另一个面相。本文以概念史观念为分析视角，对“政治家办报”话语演进的路径、非连续性、变化的关节点等做了阐释和分析，揭示出“政治家办报”丰富、立体的内涵。

　　关键词：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战略传播者；概念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中，“政治家办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由毛泽东1957年提出并反复强调。在这之后的话语演进历程中，经由代际领导人的反复言说和专家学者们的不断阐释，该话语逐渐从一个颇具毛泽东个人色彩的概念发展为一个更具普遍性意义的马新观核心概念。目前，该概念被认为是坚持党性原则的大命题下关于办报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的一种要求[1]，具体内涵是：“一方面，新闻工作要讲政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政治家办报的基础；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用政治家的思维和眼光从事新闻实践活动，这是政治家办报的核心要义”[2]。也就是说，政治家办报的概念内涵似乎已经稳定固定下来。然而，如果我们以概念史的视角，重新回到毛泽东“政治家办报”VS“书生办报”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似乎还有一些“非连续性”和“断裂点”需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给予重新思考。一旦这样启动，“战略传播者”作为“政治家办报”的另一个面向就会慢慢浮现出来。

　　讲政治：“政治家办报”话语的演进路径

　　概念史研究方法认为，“一个概念或关键词的重要性或关键发展，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是取决于被论辩、被争夺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或在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概念史关注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生成、常态或者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关注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3]。以此观察“政治家办报”的话语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政治家办报”最初提出时的多义性和争议性，决定了研究者阐释时的论辩性和争夺性，同时党报意识形态的规范性要求又使得“政治家办报”的内涵沿着“政治家”“讲政治”的维度固定下来。

　　首先，“政治家办报”提出时的多义性和争议性。

　　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论述主要来自几次谈话，而且几次谈话是在小范围里讲的，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表述，是由会议参加者吴冷西转述的。这些表述主要包括：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在整风“鸣放”中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召见《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时指出，“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 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4]1957年6月7日和13日，毛泽东两次召见胡乔木和吴冷西进行谈话，结合《人民日报》的工作提出四条指导意见（指：“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的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的工作，要团结好他们”）[5]，其中谈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6]“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7]。195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新闻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这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8]

　　从上面的原始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政治家办报”的表述是在与“书生办报”的“对举”中进行的，但并没有严格界定“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各自的准确内涵；而且，“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还是嵌套包含的层级关系，在表述中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争议性空间。

　　其次，意识形态驱力下领导人对“政治家办报”话语的再生产。

　　1989年的政治风波促进了“政治家办报”话语的再次回归。11月下旬，中宣部举办新闻工作研讨班，反思风波中的问题。当时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新闻战线的领导人员必须善于从全局和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形势的变化，掌握好宣传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政治家办报’”[9]?。

　　1996年1月2日，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重提毛泽东“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话，强调“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10]。

　　2015年12月，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时提出， “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11]在2016年的“2·19”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12]

　　从上面领导人对“政治家办报”话语再生产的特点看，就是放弃了“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这一对概念“对举”的论证方式，而是把“政治家办报”概念单独使用，并且日益弱化其与具体办报手段的勾连，日益突出、强化其与人民中心定位、正确舆论导向的勾连，与党管媒体、党媒姓党的勾连，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安全层面的勾连。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转化，是新闻与意识形态、新闻与政治关系的中国式理论话语表征。学者们也敏锐地抓住了领导人话语再生产中话语演进的变化关节点。比如芮必峰就比较分析了江泽民“政治家办报”不同于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地方就在于对合法性来源的表述。具体说来，江泽民所陈述的“政治家办报”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领导人的“最高指示”，不再仅仅是按照政治长官的意志办报，而是来源于新闻与政治、新闻媒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相连的规律；不再是对党报和党报领导者的要求，而是泛化为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普遍要求，泛化为一种政治责任、政治意识、社会责任以及操作要求等，贯穿于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中。[13]总之，通过排斥有争议的“书生办报”话语，和对个人色彩语境的脱嵌与剥离，并与新的“概念群”结合形成新的话语结构，“政治家办报”的概念化得以完成。

　　最后是学术研究者阐释时的论辩性和争夺性。

　　然而，学术界对“政治家办报”的论辩并没有停止。这种论辩和性和争夺性，主要体现于在“政治家办报”VS“书生办报”的二元框架内所进行的讨论。

　　1959年，随着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提出，《新闻战线》杂志第14、15、16期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均从“政治家办报”与“书生办报”的区别入手，落脚于坚持“政治家办报”。比如莫烦、艾岗从“党报既是党的政治武器，那么，使用它的人就应该是政治家”的逻辑起点入手，认为“应以政治家的态度来办报而不应以‘书生’的习气来办报”“在书生看来，党的报纸工作仅仅是一般的报道工作，一张张的纸上登着许多稿件就是了”“‘书生办报’思想阻碍了党报工作者的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削弱了政治战士的作用而成了一种就事论事，四平八稳，只是舞弄文墨，为办报而办报的政治庸人。”［14］

　　任丰平认为需要通过对“书生办报”的三个弱点的深刻认知来“逐步地达到变书生办报为政治家办报的目的”［15］。这三个弱点是：理论根底和实际斗争根底浅，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盲目性，群众观点不强。

　　石泉和集干认为“书生办报”是同“政治家办报”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思想，具体表现为脱离实际，并把办报问题归结为文字问题、表现技巧和编排技巧问题的“书生气”；再有就是专家办报倾向，表现为主张无条件地听从各行各业专家的意见，倾向于把自己首先培养成某行某业的专家。［16］总之，这一时期，“政治家办报”与“书生办报”被转换为政治与业务、创造性与庸常性的问题，“书生办报”等同于“书生气”。其前提是新闻等于政治。“政治家办报”与“书生办报”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互相排斥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未被明确讨论的暧昧不明的关系。

　　201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专家吴廷俊有感于“政治家办报”研究中“望文生义”“我注六经式”的不良学风，强调“任何概念的提出都具有时空性”。吴廷俊回到历史语境中，认为“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是直接针对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和刘少奇的新闻观以及1956年的新闻改革。后来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讲话中，总是把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作为一个相对立的概念。”“毛泽东视为‘政治家办报’对立面的‘书生办报’提倡独立思考，而‘政治家办报’不论正确与否一味强调‘跟着转’，最终只能弱化新闻媒体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这方面看，毛泽东倡导的‘政治家办报’实际上是‘替政治家办报’”［17］。很显然，吴廷俊把“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作为二元对立的一对范畴来看待，并把二者的问题转换成了领导意志与独立思考这样一对关系问题。这一研究突出了“政治家办报”概念提出时历史语境的特殊性以及概念提出者的心态复杂性，有其史家的洞察性和深刻性。但通过对立关系的确立和问题的转换，文章在承认“政治家办报”的重要性的同时，更突出“书生办报”的合法性，变成了“既要”“又要”的关系。

　　总之，“一个时代寻找和提炼概念的过程，也是在提炼认识和思想”［18］。“政治家办报”概念化的发展过程正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寻找和提炼新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表征的过程：它以领导人的话语再生产为主导性力量，通过对“政治家办报”话语陈述的语义结构的变化以及概念内部的自我净化（与“书生办报”“对举”论证方式的舍弃），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具标识性的马新观核心概念。然而，对“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这一对关系的处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留下了我们重新思考的空间。

　　战略传播者：“政治家办报”的另一个面向

　　科赛雷克认为，“纯粹的史料堆积绝非概念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唯其如此，故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理解真正文本或语境。”［19］我们需要在更大的马新观的话语体系概念网络中去追问一些问题。

　　首先，在已经有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以保证办报的政治性的前提下，毛泽东为何还要再提“政治家办报”？

　　自延安整风以来，尤其围绕着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我们党确立了党报理论思想。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当时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山西吕梁兴县蔡家崖发表对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采编人员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记者的谈话（史称《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已经成熟的代表性论著”[20]。谈话中毛泽东论述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提出党报工作“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这一表述被提炼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21]“××办报”成为一种构词法。“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显然也属于同一构词法，并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共同构成一组话语。顺理成章地，我们的讨论也应从这里起步。

　　我们必须看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上位概念或大概念是“党性人民性相统一”。党性人民性统一的观点现在公认为产生于1947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22]学者研究指出，“‘统一论’的提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探索。”“随着‘统一论”的提出及其践行，党性、人民性的话语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一，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批判功能(或者说解构功能)而强调其辩护功能(或者说建构功能)。批判功能主要体现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常被作为话语工具，以此对非社会主义理论、党组织派系战争等范畴中的反党性、反人民性的东西展开批判。所谓辩护功能是指党报的一项使命，即党报要对政党与社会的关联性做出辩护并加以确认，以此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其二,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原则性转而强调其操作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往往被作为应然的政治原则，以此对现实中的思想创造、理论论战、党的建设等提供指导，而其本身并不具有操作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没有做出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因。可是，党性、人民性一旦在新闻宣传领域 ‘落地’，首先就需要赋予其明确的概念内涵。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的界定方法同时隐含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也因此大大提升了话语的操作性。”[23]

　　“党性人民性相统一”“落地”的行动逻辑，就是毛泽东表述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但“全党办报”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具体落实到办报主体，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陆定一早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就有专业记者和非专业记者的表述，这实际上把办报主体区分为了群众办报和专业记者办报。沿此路径下去，毛泽东在1957年进一步区分出了“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尽管“书生办报”多少有些贬义），但“书生办报”与专业记者办报有其高度交叉性。因此，“政治家办报”、专业记者办报、群众办报就成为“党性人民性相统一”行动逻辑的落地结果，它们共同构成“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下属概念。其本质则是对党报办报主体的重塑，这个重塑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从延安整风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次，在毛泽东的语境中，“政治家办报”与“书生办报”究竟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还是嵌套包含的层级关系还是二者都有？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是否存在另外未被发掘的阐释空间？

　　细考毛泽东对“政治家办报”的使用语境，就会发现，事实上“政治家办报”和“书生办报”之间主要是一种嵌套包含的层级关系。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毛泽东是从办报质量的高低、好坏的层级上来说的。比如“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这些话并没有彻底否定“书生办报”的意思，“书生办报”只是办报水平中的一个中庸层级。当然，也不可否认，在充满火药味的批评语境下，“书生办报”难免被涂抹上了浓浓的否定和贬义的色彩。第二，它指向于领导者而非一般的专业记者。毛泽东主要批评邓拓作为领导者的角色不合格，是“书生办报”“教授办报”“死人办报”。第三，其具体内涵指向战略传播家所具有的素养。毛泽东是大战略家，他总是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符合实际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在他看来，领导者同时应该是战略家。而“战略即全局，战略即主要矛盾，战略即预见，这是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主要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24]。毛泽东认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25]。而要有预见，就要胸有全局，会矛盾分析方法。然而，“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26]。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这些关键表述，就会发现，这正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新闻工作上的要求，“政治家办报”就是战略传播家办报。它要求传播者从政治家的高度纵览国际国内的政治大局，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舆论走势，控制好宣传节奏，要有预见力、决断力和承担风险的勇气，才能真正达到“政治家办报”所要求的水平。

　　拓展一点讨论“书生办报”。在毛泽东的语境里，书生主要的问题在于“多谋寡断”，即缺少政治家的战略思维、战略眼光和战略魄力：“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27]很显然，毛泽东肯定了书生的“多谋”，否定的只是他们的“寡断”。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推荐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并借此进一步解释了“多谋”一词：“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28]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解释了“多谋”即调查研究问题。自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专业记者编辑作为办报主体之一，我们党一直致力于对其主体性进行重构，即主要是致力于将他们从文人办报、同仁办报的精英模式中脱离出来，从“身体在场”“行动在场”“价值在场”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作为新闻生产者的主体性重新予以内涵赋值。“身体在场”就是指知识分子要走出编辑室，走入人民群众的广阔生活空间和劳动空间中间去，在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达成思想上的一致；“行动在场”就是要求新闻记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为采访方法；“价值在场”就是要求以马新观作为指导立场。经过这样的马新观教育和整风学习，党报的专业记者编辑已经确立为新型新闻生产的主体。所以，从这样大的历史语境出发，毛泽东的“书生办报”不是指“文人论政”语境里的独立办报的文人书生，而是特指我国党报的专业记者编辑中的“书生气”——有专业性、有学问但缺少战略思维、战略格局。从这个角度看，《新闻战线》杂志的讨论更接近历史的原真语境。

　　最后，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战略传播话语是如何回归的？它将如何进一步助推“政治家办报”理论话语的历史演进？

　　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一方面，“党性人民性相统一”和“政治家办报”作为一组紧密相连的概念和命题被重新强调。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30], 所以必须要“政治家办报”。另一方面，“战略传播”概念在国际传播实践的问题语境中被第一次提出。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31］。

　　目前我国学者研究认为，“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源自美国，意指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并围绕相关战略信息而进行的系统化传播活动。应该说，我们的战略传播概念的确借自西方，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谈的是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其中的所指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战略思维经验以及所形成和发展的系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这其中，也必然包含着毛泽东在“政治家办报”中所传达的战略传播思想。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潜含于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概念中的“战略传播”意涵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正以新的语言实践形式被唤醒，并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概念史方法论认为，“一般来说，长期使用的政治或社会概念，在没有出现新的补充概念或对立概念时，很少会发生变化。对一个事物的指称在很长时间内比较稳定，而被指称者却在发生变化……它的语义结构和与之相关的语言实践发生了变化。”［32］从这个角度看，“战略传播”是作为新的补充概念出现的，它将有助于我们去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理论话语的另一个面相，但并不能取代“政治家办报”。

　　结  语

　　从前面“政治家办报”话语演进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到，“政治家办报”显然是一个颇富建构张力的概念。早在毛泽东提出之时，由于话语表述的历史语境的特殊性以及话语陈述的个人化色彩和情感化色彩的浓烈，事实上毛泽东的论述呈现为一种双重意涵混杂的复合语义空间：一重是“政治家办报”VS“书生办报”的二元对立的解读空间。这个话语空间里凸显的是“政治家办报”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强调的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性，在历代领导人的讲话中这条线被强化出来；另一重是“政治家办报”与“书生办报”的嵌套包含的层级关系。在这个层级关系中，暗含的是政治家办报、专业记者办报和群众办报三个办报主体，强调的是政治家不同于专业记者和群众的战略传播者的主体身份，而这一条线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阐释和讨论。本文的努力是希望把“政治家办报”的这个面向清理出来，以有利于对“政治家办报”更丰富、立体的理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逻辑和演进机制研究”( 批准号 ：19BXW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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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伟长学者，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宣传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