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丁时照：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
　　曹  林：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编辑、评论员
　　贾鹤鹏：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John Glenn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生
　　庄永志：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策划部制片人
　　
　　主持人的话：
　　“茶水发炎”，对于业内的朋友来说，不是一个新闻。2007年4月，中新社浙江分社的年轻记者就曾策划了一条“茶水验尿”的新闻，医院给出的结果是：茶水“发炎”了。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舆论纷纷谴责医生缺乏医德。也有人质疑，记者调查方式有问题，怀有恶意，违背了新闻道德。不久，卫生部作出回应，只要含有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相同或类似物质，尿检仪器就会自动辨别生成结果。多家医疗机构的化验结果，也证实了茶水送检的确会出现假阳性。央视的《大家看法》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茶水真的会发炎吗？》，邀请著名专家学者、知名评论家、一线检验医生齐聚演播室进行论战，在“记者过敏还是医院发炎”的争论中，很多问题逐渐明了。
　　5年过去，“茶水发炎”再次上演，7月29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男科门诊的秘密》。记者对一些大做广告的男科医院进行暗访，将一小杯绿茶饮料冒充尿液送检，结果茶水又一次被“发炎”了。
　　不能不说，5年前“茶水发炎”事件后，业界对于医疗制度、医患矛盾、媒体责任、新闻道德等方面都有过比较到位的分析和反思，为何5年后央视记者会重蹈用茶水冒充尿液去试探医院的覆辙？难道这种“钓鱼式”采访果真有其合理性？
　　请看嘉宾观点。
　　
　　一个新歇后语的诞生
　　丁时照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央视记者的采访证明：茶水可以。
　　两次“茶水发炎”，主角完全相同，手法如出一辙，结果很是一致。
　　如果说，第一次“茶水发炎”让人看了个稀奇，那么，第二次则没有丝毫的技术含量。这个社会，硬要把屎盆子往人头上扣，别人是不会接受的，哪怕换成尿盆子也不行。但是，把茶水当尿盆子扣，人们已经接受了两次，指不定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即使明白过来，也只能喃喃地嘟哝：这家伙太阴了。套用电影《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的一句话：“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
　　客观而论，这次“共军”还真不狡猾。一贯以创新为生命的记者，只是使了一个旧招：没给医生端尿，而是依葫芦画瓢地端上了茶水。以茶代尿虽然有点“二”，却达到了不“二”的结果。记者和医生的博弈，由此诞生了一个新歇后语：茶水“发炎”——二次感染。
　　像主持人讲的那样，茶水在第一次“发炎”后，许多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争论中已经逐渐达成共识，那么为何还有“二次感染”？从医生的角度而言，记者既没有显规则意识，也没有潜规则意识；从记者的角度看，医生的医德医风依旧令人担忧，医疗技术还是没有进步。时间都过了5年，仪器到如今仍然连茶水和尿液都分辨不清。综观整个事件，记者不咋的，医生也不怎么样。新闻界过敏，医疗界也在发烧。一个机体，感染太多，一定有问题。老是不好，就是癌变的先兆。
　　不想各打五十大板，事情总有个先后次序。首先是医德失范，然后才有新闻道德的缺失。你不仁才有我不义，谁说五十步不能笑百步？在滑坡的路上，少跨出半步都值得肯定。我们不能只盯着茶水当尿液这个具体的行为，而是要着眼医德医风的大环境。记者这个职业，总是有人爱有人恨，想所有人都爱你，那是妄想症；想所有人都恨你，那是精神病。虽然都是病，病到精神有问题的，应该还没有。
　　相隔5年之后，茶水二次“发炎”，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医疗界和新闻界都止步不前。记者偷梁换柱，借的是茶水和尿液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准确地说，这茶水是绿茶水。并不是所有的茶水都能骗得了人，普洱、黑茶、乌龙茶，你端上去试试？白衣天使又不是色盲，哪有那么好骗的。问题是，记者怎么就不换一种液体，譬如王老吉（现在又有加多宝）？当然，换啥都会落下把柄。你用茶，别人会说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出口的，上下如霄壤，不搭界。你换成黄泥水，别人又会说你不沾边。你若是换成粪水，虽然沾边了，依旧是你的不对。绕来绕去，总归是在兜圈子。殊不知，根源不在茶和尿，而是在大家都明白的地方。别人不对，不能证明你就对。很多东西，拉开距离来看，就能看出奥妙。记者纵有千般错，出发点没错。以茶代尿，以伪证实，可能坏了医疗界的名声，也可能挽回医疗界的名声。如果医疗界能从中汲取正能量，正视现实，就能避免二次感染，新闻界也能在这次事件中避免交叉感染。
　　最后有个心愿：希望这个新歇后语“见光死”。如果这个小心愿能实现，那就等于做了一次微慈善。
　　
　　“茶水验尿”的正义幻觉
　　曹　林
　　
　　2007年的“茶水发炎”事件曾引起激烈讨论，今天再次上演，让我想起学术界看起来挺相似的一件事——1996年著名的“苏卡尔事件”，学者刘擎在《后现代的晦涩与高深》中介绍过。
　　1996年春季，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著名后现代学术季刊《社会文本》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的一篇论文，题为《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这篇论文引用了从爱因斯坦、波尔、海森伯格到德里达、拉康、德勒兹、李欧塔等的219篇文献，有109个注释，以雄辩的文风“论证”：量子重力学摆脱了“绝对真理”与“客观现实”之类的传统观念束缚，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它应和了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重要主张：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物理现实”正像社会现实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所谓“科学知识”绝无它所自称的“客观品格”，而是产生这种知识的文化中权力关系的产物。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苏卡尔的这篇檄文发表后不到三个星期，一家专事学术界趣闻轶事的杂志Lingua Franca登出了苏卡尔自己的一篇“坦白书”，声明那篇论文完全是他蓄意编造的荒谬之作，投寄给《社会文本》是想以恶作剧的方式进行一次“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测试一份在北美具有权威地位的、由著名学者等参加编辑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有怎样的学术标准，看看它是否会采纳一篇漏洞百出、荒诞至极但编造得貌似有理且投编辑所好的文章。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在人文研究的某些领域，严格的学术标准正在下跌”。
　　苏卡尔这个恶作剧使文风晦涩的后现代主义者遭到了一次重创，很多人都以此事来嘲弄后现代研究甚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学术标准。
　　花这么大的篇幅引述苏卡尔事件，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苏卡尔事件与“茶水发炎”颇为相似。媒体和记者认为医生不负责任，乱检查乱开药方坑害患者，于是以茶水代替人尿去检查，以此检验医生是否负责，能否识别出非尿而是茶水。苏卡尔认为后现代研究没有标准，纯粹是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于是挖坑钓鱼。两者似乎都钓到了鱼。
　　可是，如果超越“患者被医生迫害”的对立情绪，客观地看待这件事，能看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苏卡尔对学术杂志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嘲弄，虽然调皮，但并不违反学术伦理。而记者拿着茶水冒充尿液去检查，查出问题后借此批评医生不负责任，是极不专业的，违反了职业道德。
　　为什么这样说呢？苏卡尔与记者所为，似乎是同样的方式和逻辑，其实有本质的不同。苏卡尔不信任后现代主义者，然后胡编出一篇文章投给杂志——杂志的编辑是人，而不是仪器，他们如果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有专业的辨别力，有“以逻辑和道理取文”的编辑品格，而不是被晦涩的术语和苏卡尔的头衔所迷惑，是能够品出这篇文章的胡言乱语、漏洞百出和荒诞至极，从而拒绝发表的。一个著名的后现代杂志，在严格的审稿过程中，竟然没有发现文章完全是胡编，所以，可以因此怀疑这家杂志和后现代研究的学术标准。
　　而“茶水发炎”就完全不一样了。记者以病人的身份去医院看病，并向医生作了虚假的病情陈述，医生会将其当做一个病人看待，也相信他会用自己的尿液去作检查，这是前提。然后，将尿液样本送检时，检查依靠的不是医生的望闻问切，而是仪器的科学检测。仪器检测，只会将送检样品认定为尿液，然后用设定的项目和标准进行检测。仪器并没有能力辨别出这是人尿、猪尿、马尿还是茶水，它的功能只是对尿液进行检测。所以，不能根据这个检测结果，来证明医生的不负责任和乱诊断。
　　记者一再犯这种错误，缘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客观；二是不专业。
　　不喜欢记者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正义的幻觉去做医患关系的报道。记者是事件的公正旁观者，而不是某个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记者需要的是报道事实，而不是在挖坑中证明某种偏见。医患关系的恶化，不少时候都是记者不客观的报道拱火起哄的产物。记者这辈子可能只能当患者，而无法做一个医生了，所以，发生医患冲突和看待医生时，总带着一种受害者的眼光去审视，总是站在“患者的立场”去与医院“抗争”。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做医患报道，必然是不客观的，对医生和医院是不公平的。“茶水发炎”的错误一犯再犯，正是这种“急于证明医生不道德”的主观心态和患者立场所驱使和制造的。
　　做这样的报道时，你是一个记者，一个中立客观的报道者，而不是一个患者。假冒患者去做报道，必然会带上有色眼镜，报道也必然扭曲。
　　当然，“茶水发炎”不断重复，也跟媒体和记者缺乏对专业的尊重有关。一个不得不回避的事实是，患者和医生在专业上是不对称的，患者走进医院后，一切只能依赖医生的判断，信任并听从医生的建议和治疗。医生说什么，你只能相信。可频曝的医疗丑闻，让患者不敢完全相信医生，但因为天然的“专业和信息不对称”，患者又无从监督医生，记者也因为专业知识的缺乏，抓不着医生乱诊断的把柄。在这种格局下，便有了记者自作聪明的“茶水充尿液”，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可以测出医生的不负责任。
　　实际上，对于这种专业和信息上的不对称，有职业精神的专业主义的媒体和记者应该尊重专业，多通过专业的方式去作调查，或者采访相关专家，来报道医生和医院的问题，而不是自作聪明地设计小陷阱。现实证明，挖了一个坑，结果自己也掉坑里了。
　　
　　“茶水发炎”重演的媒体专业主义悲哀
　　贾鹤鹏
　　
　　2008年的某一天，当时由展江教授主持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举办了一场有关新闻伦理的研讨会。在会议上，一位让人非常敬仰的中国著名的资深调查记者谈到了2007年一起轰动性的新闻。
　　当时（2007年4月），中新社浙江分社的年轻记者就曾在杭州某医院策划了一条“茶水验尿”的新闻，医院给出的结果是：茶水“发炎”了。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舆论纷纷谴责医生缺乏医德。此事发生后，以医生为主要受众、高举专业主义大旗的网站丁香园邀请全国各医院检验科进行检查，结果表明，茶水真能检验出炎症，这不是医生道德问题，而是检验设备只是凭借几个具体的生化指标或化合物进行检测，茶水或其他液体只要含有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相同或类似标记物，尿检仪器就会自动辨别生成结果。
　　这一结果，得到了卫生部的肯定。
　　尽管检验结果本身不能说明问题，但这一“茶水验尿”事件，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医疗体制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效果，当时那位让人尊敬的调查记者对进行“茶水验尿”的记者同行高度推崇，认为他们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巧妙的手段。
　　但很快，在这次讨论中，对“茶水验尿”这种新闻手段缺乏职业伦理的声音就占据了上风。与会的媒体同行，包括笔者及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和《焦点访谈》栏目的同行，都认为这一做法缺乏新闻专业精神。而所谓的新闻专业精神，正是要在符合新闻伦理的情况下，按照科学规律和创新的方法来从事新闻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时隔5年，当笔者再次看到“茶水发炎”事件重演后，不能不感到悲哀。
　　应该说，在7月29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男科门诊的秘密》中，记者还是本着高度的为患者负责、为公众负责的精神，试图通过对一些大做广告的男科医院进行暗访来揭示这类医院或诊所不负责任或医术不精的情况。
　　然而，记者用绿茶饮料冒充尿液送检，让茶水再次“发炎”的做法，且不说完全重复了过去的做法，也体现了十足的专业精神的欠缺。
　　在业界总体上达成了杭州茶水验尿事件缺乏专业精神和新闻伦理的共识后，再次出现这种事件，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媒体的悲哀。
　　在以专业精神从事调查新闻方面，国外同行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哈佛大学Joan Shorenstein媒体、政治与公众政策中心2011年调查新闻奖颁给了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的Allan和Richards，他们用了两年时间，通过对290万份记录的分析，揭示了该市多家医院存在着大量本可以预防的感染和伤害。他们的报道为该市医院带来了透明化，让医院改善了服务，向患者提供最新的流行病数据以供参考。
　　这种通过大量调研数据来得出结论的精确调研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在2012年度的Shorenstein中心最佳调查新闻奖中再次大放异彩，一篇文章的作者发现，美国100年来的总统特赦体现了种族歧视，该文由统计方法发现白人特赦成功率是有色人种的4倍，而美国全国公众广播公司（NPR）的报道也检视了数千页文献资料，发现贫困社区水污染问题严重。
　　在2012年度的Shorenstein中心评出的最佳调查新闻奖中的6篇获奖作品中，三篇为监督政府报道，一篇针对军方，另外两篇与环境科技领域有关。通过观察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说，记者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统计数据和统计工具发现官方没有公布甚至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成了美国调查新闻的主流。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何以在我们新闻圈中，这种精确调研新闻的专业主义做法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何以我们的调查新闻仍然要采用在伦理、技术手段上有所缺欠的不那么专业的手段？在这方面，其实除了茶水验尿外，还包括记者“假摔”或通过设套来“钓鱼”采访。
　　也许，我们可以用中国信息透明度不高，来解释中国缺乏通过处理数据调查新闻的这种专业做法。那些让美国记者大显身手的资料，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对公众开放的。
　　但其实仔细研究一下各种统计报表和专业期刊，这方面的资料并非不可得。环保组织公民环境中心所做的最让人称道的工作，就是把各地环保局公开发布的资料，汇集成中国的水污染地图，从而让专业数据，变成了公众可读、可理解、可就此质问的结果。既然民间组织可以，记者为何就不行呢？
　　也许还可以用记者缺乏专业知识和科学知识来解释。的确，要求记者们具有“茶水发炎”的专业知识，这无疑是一个过高要求。但我们更要反思的是，这种作假的明显有违新闻伦理和专业精神的采访方式，何以总是得到媒体青睐？
　　其实，中国记者也有一些通过专业手段来调研与公众性命攸关的事件的报道，这方面，财新传媒的宫靖通过查阅大量专业文献所做的“铬米杀机”（《新世纪周刊》，2011年2月，第6期）就是很好的尝试。这充分说明，在中国从事专业的调查报道并非不可能，在中国，记者并非不具备进行专业调查所需要的素质。
　　然而，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仍然缺乏专业报道的手段和对媒体专业精神的推崇甚至是讨论。
　　稍微往深处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有违专业精神的采访方式之所以能横行，是因为中国的媒体在总体上并不重视专业精神，更谈不上在培训和记者的成长中，将此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对于官方媒体来说，老总们关注的是体现上级精神和尽量少惹祸，而对于市场化的媒体来说，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吸引眼球的效果，而并不在乎这种吸引眼球的效果如何有违新闻伦理、有违科学，甚至是有违基本事实。
　　
　　
　　“茶水发炎”三问
　　庄永志
　　
　　一问：公众为何指责
　　对于习惯了“铁肩担道义，辣手揭黑幕”这类赞誉的编辑、记者来说，也许有些不解，甚至会给质疑者贴上“无良医院水军”的标签。其实，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能是调查者，专业媒体更要经得起“查你个底儿掉”（We can fact-check your ass）！监督者被监督，本来就是常情常态。即便媒体高扬舆论监督的道德大旗，公众对它至少有这样一些要求：
　　作为普通观众：要求媒体承担起“瞭望者”和“看家狗”的角色，提供符合社会良俗、符合新闻标准的节目；作为被拍摄者：要求客观报道，至少不被丑化；作为媒体员工：要求获得职业尊严；作为新闻同行：要求公平竞争，维护职业声誉；作为政府监管者：要求媒体依法采访。
　　对《男科门诊的秘密》的指责，话题集中在了暗访上。
　　的确，暗访是一种欺骗。十年前的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组织的问卷调查中，编辑记者在回答隐性采访使用不当的负面影响时，可多项选择的备选项由高到低依次是：
　　1.有可能侵犯被拍摄对象的隐私权  39人次，占比为80%；
　　2.有可能损害媒体的声誉  28人次，占比为57%；
　　3.干扰被拍摄者的原有生活  28人次，占比为57%；
　　4.容易引起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25人次，占比为51%；
　　5.记者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24人次，占比为49%；
　　6.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安  21人次，占比为43%。
　　很多人对暗访隐藏的风险是有认知的：不仅仅是新闻界和医务界之间，医患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基础是信任、最基本的伦理要求是诚实，暗访蕴涵的隐瞒与欺骗，使公众担心：无良医院本该打击，但暗访有可能破坏诚信这一道义原则，又可能陷入以恶制恶的怪圈。要真相，也要道德——公众的道德感被冒犯了！
　　既然诚信如此可贵——
　　二问：为何还要暗访
　　我们再来看央视总编室十年前的那次问卷调查结果——
　　非常赞同暗访的占10%，典型理由如：
　　1.“不这样有些人不说实话、真话”（摄像）；
　　2.“国情如此，矫枉过正”（策划）；
　　3.“只有采用‘隐性’手法才能保证真实、客观和公正”（策划）；
　　4.“新闻监督性”（编导）。
　　赞同但认为要慎重使用的占比为78%，典型理由如：
　　1.“尊重被采访对象的隐私及相关权益”（编导）；
　　2.“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采访方式”（编导）；
　　3.“扛着大机器去赌场？找死啊！”（编导）；
　　4.“为了保证新闻真实性”（编导）；
　　5.“播出安全”（制片人）。
　　使用暗访初衷的备选项选择从高到低依次是：
　　1.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  28人次，占比为74%；
　　2.曝光内幕，引发轰动效应  14人次，占比为37%；
　　3.吸引观众，以提高收视率  5人次，占比为13%；
　　4.满足观众好奇的心理  3人次，占比为8%；
　　5.省时省力  3人次，占比为8%。
　　对于使用隐性采访的依据，86%的人认为是“舆论监督的使命”。
　　从道义原则看，隐性采访有违诚实原则，但从目的和效果看，隐性采访又具有它的合理性：
　　隐性采访如果用于采制揭露危害公众利益的舆论监督报道，就有可能因其手段的隐蔽性而排除当事人的阻挠从而获得直接的证据并将节目顺利播出、稿件顺利刊登，这就有利于降低公共利益受损害和公共权力被滥用的几率；如果我们在每一次隐性采访产生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面效果与冲击道德原则等负面效果之间进行权衡、计算，如果结果是负数则这次隐性采访就不应该，如果结果是正数则这次隐性采访就可以接受。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力丹、李良荣、童兵等教授书面回答“是否同意采用‘隐性采访’等手段”时，在肯定舆论监督的必要的前提下，都有限度地支持隐性采访（陈力丹：“为防止出现更多的‘弊端’，我认为：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手段，在实在无法获得和不能公开采访到新闻的情况下，‘隐性采访’才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观点与业界的休伊特式看法不谋而合。创办并执掌《60分钟》栏目三十多年的唐·休伊特以耄耋之年荣休，退休前曾针对有人对隐性采访（hiddencamera）的异议公开宣示：“What is the morality,the ethics,of that kind of journalism?I,for one,have not rouble with it.”（那些人的新闻道德规范是什么？我作为个人，认为这毫无问题。）
　　观察这两次“茶水发炎”事件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到一种把社会公德简单等同于职业伦理的认知，还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单纯地从某一个高尚的理念出发，认为某一种信条可以统领一切，可以完满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新闻采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轻率地决定进行或不进行隐性采访——而这种伦理态度很可能剥夺和损害新闻采访这一社会行为所涉及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问：风险如何化解
　　诚如伦理学专家甘绍平先生所言：历史上的伦理学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伦理学的出发点，不应是柏拉图式的对完美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描绘，以及他的救世主般的空洞承诺，也不应是揭示最终的道德真理的尝试，而是建立一个所有当事人都能够认可的寻求道德规则与道德真理的程序，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以发现对某一事物的合宜的道德解答为目的的权衡机制。
　　按照程序伦理的理念，以这次“茶水发炎”事件为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化解隐性采访的风险——
　　1.公开采访优先
　　同样是调查医院检测问题，可否按门诊量的多少，从一地抽取前五家医院，以同一个健康人的尿液进行送检，从而比较它们的结果，结果如有差别则可公开采访院方，也给他们以答辩的机会。
　　2.清晰界定公众利益
　　只允许为了公共利益而采用隐性采访，但何为公共利益需要认真研判。
　　十几年来，央视《焦点访谈》就一直没间断过《游医的自白》这类节目的采访播出，一直持续揭露庸医或行走江湖或承包医院以假化验单、假药、假手术行骗的伎俩，仅针对性病治疗，都播过不止一期；这次记者再调查，要么应该突出新问题新发现（游医进医院已不是新闻），要么应该追究为何屡禁不止（其实也不新鲜），可惜，这期节目利用难得的新闻平台，却没有在公众的认知地图上增添新的轨迹。
　　3.精心设计调查方式
　　以患者身份送检尿样，是一种介入式观察，但前提是要了解送检样本的基本要求，如纯度方面不得混入其他物质；茶水显然不是合格样本。不用记者本人的健康尿液而代之以茶水，难免给人专业知识欠缺或单纯追求耸人听闻效果的印象，甚而至于两种印象兼而有之。
　　再比如，记者的调查应该把结构性调查和非结构性调查紧密结合，在采访中既注意多样的、零散的、随机出现的现实状况，也应有意地在检测仪器、检测程序、收费依据、为何屡禁不止等方面寻找并建立封闭的、连续的事实链环。
　　4.准确解读调查结果
　　如果记者在节目中呈现专业人员如下的分析，可能更便于观众理解调查结果：所涉医院的检验科室很可能省去了镜检这一步，直接将仪器检测出的结果写在了最终的报告单上；所涉医院仅仅利用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告诉记者本需更长时间才可验证的“尿中有霉菌和杂菌，还有淋球菌”之类的结论。
　　5.严格审批程序
　　参考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在同时确认“有明显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没有其他正常途径收集材料”、“暴露记者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状况”的前提下，经部门负责人书面同意。○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