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徐 蕾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李 冉 大众网副总编辑

　　吴糍糍 南方都市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为顺应媒介融合大趋势，很多传统媒体开始了全媒体战略转型的步伐，不少文字记者开始了不一样的新媒体实践。当纸笔变成了话筒，当文字变成了视频，记者的感受是怎样的？

　　全媒体记者初体验

　　徐 蕾

　　与之前的几次两会报道相比，2013年两会我首次尝试以“全媒体记者”的身份进行了一次集采、写、摄、录、编于一身的全方位立体报道，也就是既为人民日报海外版供稿，也为刚上线的海外版官方网站海外网提供快讯、照片和视频访谈。十几天里，我在海外版和海外网共计完成了视频采访20余个，图片上百张，稿件40余篇，将网络的迅速传播、视频的视觉冲击、报纸的深度报道等特色尽力发挥。

　　简单概括一下，上会的这些天，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并用、一心多用”。

　　都说一心不能二用，可是做全媒体记者却要一心多用：什么时候利用微博、微信第一时间在海外网上发布快讯；什么时候抓拍图片；什么时候做报纸深度访谈；什么时候拍视频新闻；什么时候现场视频采访；什么时候自拍出镜等，这些都在脑中迅速过电影并即刻落实。

　　当拿惯纸笔的人操作新设备，转换新思维，跨度、难度、强度可谓不小，尤其是视频采访是全新尝试，这其中有囧事、有得意、有经验，更有思索。

　　以前我完成采访回家写稿子，可以敷着面膜听着音乐边想边写，只要在报纸截稿时间之前写好就行。现在给海外网写稿，必须采到就写，争分夺秒。特别是出镜采访，不仅要迅速组织镜头语言并流利表达，还要表情恰当，注意画面构图。以前采访就是脑力活，现在全媒体采访不仅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碰上能说的采访对象，举摄像机的手超过两分钟就会发抖。

　　全媒体记者初体验，当然有囧事。刚上会的某天，我采访一位人大代表，一面举着摄像机，一面和他交谈，一时顾此失彼，结果视频录的大多是代表的嘴巴特写。

　　全媒体记者初体验，当然也小有得意。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后，我在大会堂前的广场上迅速选择了4位人大代表，让他们就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谈感受，每人拍摄半分钟，从沟通到拍摄，前后只用了5分钟，一段有策划有内容的视频利落完成。

　　全媒体报道，不仅要丰富和扩张传播手段，还要将多种传播手段有机结合。比如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的6分钟视频专访被多家网站转载后，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我采访杨元庆的文章。视频和报纸的有力配合，将采访对象表达内容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全媒体报道，还要根据不同的媒体特点对同一个采访对象进行差异化报道。比如专访霍震霆时，为报纸供稿我问他粤港合作，为网络视频供稿要考虑点击率，我就会问他如何评价儿媳妇郭晶晶；采访宗庆后，为报纸供稿我问他中国企业海外扩张，为网络视频供稿我问他“富二代”的话题。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代表委员们对记者多样化采访手段的认可。一次，我和一家电视媒体约了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在他的房间专访。电视记者拍摄采访时，我也拿起摄像机拍摄。事后，他问我，你是报社的记者，怎么拿起摄像机了？我简单解释了一下，他深以为然地说：现在的网络传播力量太大，纸媒加快建设网络平台非常必要。

　　我们永远不知道新闻何时发生。当全媒体不仅聚焦重大活动而且全面融入常规报道中时，产生的冲击和震撼一定远大于以前。在新媒体时代，报网融合已是不可避免的潮流，文字记者向全媒体记者转型势在必行。对于党报的文字记者来说，不仅要有从零开始学习的劲头和勇气，更要有新闻聚合的头脑，充分发挥不同载体的不同组合产生的效应，提升新闻的魅力和传播力。

　　我相信，在传统主流媒体进军新兴媒体的浪潮中，全媒体记者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一个业余的人，一颗专业的心

　　李 冉

　　做视频主持人，我是个业余选手。说“业余”，原因很简单：第一，不是科班出身；第二，没有专业的从业经历；第三，本人的外形也不够姣好，不像泉灵、夏丹，最多能跟《半边天》的张越打个平手。话说至此，恐怕有人要笑：这么业余，还霸气侧漏，老拿CCTV说事。我个人认为，这种比法并不丢人，虽然咱人是业余的，但心是专业的。从业余到专业，看似只是一个转身，但能否hold住华丽，全看功夫了。

　　1998年9月，我进入大众报业集团生活日报，在政教部做了10年文字记者，2008年3月来到大众网，才有了在镜头前工作的机会。放弃十年积累，投身全新领域，确实是源于对新闻的执着，对挑战自我的追求。

　　然而，彼时的新媒体才刚刚摸索起步，既没有传统媒体的资源，也没有强大的团队，三四个人，一两条枪，即便是做常规报道也无法与传统媒体相提并论，只能在“人无我有”中寻找突破点。结合网络媒体的全媒体报道形式，以及即时互动的最大优势，我把目标瞄准了“网络问政”，也许这便是我转战视频的初衷。

　　“历城代区长李胜利做客大众网”是我网络视频访谈的首秀。那一天，我们动用了网站全部的两台摄像机，动用了仅有的3名记者；那一天，我第一次穿上专门购置的职业装，第一次自己化出镜妆，第一次坐在聚光灯下……节目进行了网络直播，同时也在历城电视台播出，以至于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历城区的一家饭店吃饭时，居然被老板娘认了出来。而《问政山东》也成为日后大众网的名专栏。

　　以“无师自通”的状态来追求最大可能的专业化，有一种无奈就是要迎接比专业人士更多的挑战。我是个对自己的形象很有自知之明的人，虽然平日无所谓，但为了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在做节目时一定要认真“捯饬”。这些年为了做节目而购置的服装，花费早已破五（当然全部是自费喽），化妆师也从本人升级为专业人士。每每咬牙付账，我就狠狠地勉励自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得投资才有回报啊。

　　某日浏览网页，看到有网友这样评价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颅骨里的内容，而不是口腔里的器官。就连专业的电视主持人都会被细心的观众如此犀利地指责，我们这些业余选手肯定是更容易被找出毛病，要想不出丑，不露怯，光有面子不行，还得把里子也弄光鲜。脚本、机位、镜头、灯光、后期、同期、剪辑……一系列的名词、动词，让视频的青涩团队始终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若干次以练带训、以拍带训后，我们的视频制作慢慢提高档次，访谈和现场出镜越来越有范儿了，我们的访谈也能催人泪下了，我们也能做6机位的卫星直播了……

　　如果说对不同界面的新闻表达的追求是心理转型的催化剂，那么，业务转型则是一种掺不得假的技术提升。在网站5年多的时间里，我总结了业务转型的两层特征：浅层的特征是拿起话筒，面对摄像机，由平面的提问进入视频的提问，这种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十分接近一档电视节目的制作；深层的特征是，主持人不再仅仅代表一个记者去提问，而是代表更广大的网民去提问，记者的本我已经逐渐消失。这些年，我所访问过的对象接近百位，如果每个人要问10个问题，那算下来也有1000个问题，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提问，发问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我背后的4000万网民。网络平台的互动性，使得作为新闻人职业本能的提问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由提问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我转型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深层次提问：问总理，问省长，问市长，问政法机关，问教育医疗机构，问艺术大家……在“网民至上”的原则下提问，大众网才有了《问政山东》和《独立调查》这两个品牌栏目。2010年，当我们首次试水《请问书记、市长》的时候，日照论坛收到了100多个帖子，共有八大类32个问题，内容涉及就业、供暖、房价，甚至是计划生育，有的市民情绪激动，还让市长给主持公道。对待这些真实的诉求，网络媒体所能做到的，就是通过“请问市长”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我们的努力下，日照市长赵效为连夜对这八大类32个问题一一作答，情真意切，引起网民的广泛赞誉。

　　在前进的路上，来自两方面的力量让我感动：网民的认可以及被提问对象越来越多地开始主动回应。《独立调查》时至今日已经做了200多期，有的网络传闻因调查而被证实，有的被披露干部因调查而下马，此时，网民的认可体现在我们剧增的新闻线索和论坛发帖上；《请问书记、市长》已经做了三年，首年只有7位书记、市长接受采访，今年已经有25位书记、市长回答网民提问。时任山东省长姜大明对网络问政做出了极大的表率，我连续三年视频采访他，他接受大众网的网民提问，已经充分说明了对网络问政的官方表态。

　　网络媒体的交互性、体验感是区别于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时代的质感和细腻，更多的人性的进步，都在种种丰富的互动形式中得以体现和展示。

　　2013年年初，我出版了一本个人作品集《对话社会各阶层》。本书集合了我对63位采访对象的67次对话，全部发表于大众网，其中很多是视频访谈节目。这63位采访对象基本涵盖了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产业工人、农民工等阶层，涉及政府官员、小巷“总理”、教育、卫生、企业、艺术等领域。这67次对话，展现给我们人性的光芒和智者的光辉，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平面媒体记者立体转型的历程，以及镜头中的国家和城市的美好未来。

　　最初的转型是懵懂的，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时才无畏。经过很多失败、反思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互联网的意义，慢慢有了做网站新闻的感觉。

　　文字记者的“演技”时代

　　吴糍糍

　　三年前由校园招聘进报社后，循例参加了新员工培训。其中有来自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讲师给我们讲实战课，这些一把年纪依然激情昂扬地奋斗在主流平面媒体新闻采编第一线的老美告诉我们，现在他们都是全能记者，文字、摄影、录像、出镜、剪辑样样都来。台下有同事举手提问：“这么三头六臂，报社会因此给你们开更高的薪酬吗？”老美们笑了：“不，这对我们来说是作为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而已。达到了不会得高薪，但如果达不到，你就会被炒鱿鱼。”

　　当时只是感叹美国新闻业竞争之残酷，但没想到在短短一年之后，这样的变革就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为了在来自互联网的激烈冲击中站稳脚跟，纸媒必须做出反应。在一年一度的南都新闻奖颁奖典礼上，老总向报社全体员工阐述了势在必行的全媒体战略。随后不久，娱乐新闻部便作为第一批试水全媒体的部门展开了大动作。原因在于，娱乐明星话题最为吸睛，能带来更多的关注度。于是，包括《娱乐粥记》、《毒家试片》、《当红一击》三个子栏目的原创娱乐节目《花港观娱》诞生了(后来又有了新的子栏目《讲视讲非》)。而我，作为部门的年轻记者，“半推半就”地成了其中的主持人之一。

　　节目开播之际，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当然，相比于我采访过的无数影视剧的发布会，它算不上盛大，但绝对是我人生中的大事件——台下乌压压的记者，我是当仁不让的“猪脚”(之一)，第二天照片就见了报。我们自己还以多达四个版的篇幅、外加整版大幅照片作封面详加介绍。我是真的很认真地考虑过“万一我真的红了我将如何处理名利和个人生活的关系”的问题。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红”这件事，目前看来还有几万光年那么远，但压力这个东西，却是确确实实压在了我的肩头。

　　首先是时间的压力。记者工作的常态是飞来飞去，更不用说繁重的码字工作，但自从有了每周录制视频这项新任务后，我必须慎之又慎地安排自己的日程。有一次我就因为忘了有节目录制这回事，答应了一个外地的出差任务，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录制当天下午飞回来，第二天又乘早班飞机继续出差。

　　其次是学习新技能的压力。由于不是播音科班出身，在录制之始问题很多。报社为我们安排了培训课，上过课才知道，原本自认为普通话还算标准的我离字正腔圆还有好大距离，更不用说主持技巧。如今已经不敢回头看我录的第一期节目——那是我和拍档坐在香港记者站的一张旧沙发上自己录的。脸上挂着坐了两小时直通车后的残妆，造型不专业、灯光不专业、拍摄不专业，主持更不专业，眼神都是跑偏的。和明星面对面的出镜更是惨不忍睹。做文字记者时采访明星虽说压力也大，但也不至于连磕巴都不能打，坐姿也不必讲究，而做出镜记者就可能随时被摄像机捕捉住丑态，而最关键的是：明星的脸都那么小，你还要冒死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到底要怎么活！

　　再就是被观众口水淹死的压力。文字记者躲在稿件背后，与读者相安无事，可一旦在网络上以视频这么直接的方式和网友坦诚相见，就别怪网友的评论也那么直接了。一开始主持的《娱乐粥记》全是夸张的表演，于是被网友骂“好贱”。后来改主持《讲视讲非》，“毒舌”吐槽奇葩烂剧，这时竟突然觉得被形容成“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毒舌”这些烂剧，必须得“贱”好吗！而对于那些真正恶意的“人参公鸡”，我现在已经修炼出这样的境界，对待它们就像对待脚皮、结痂一样，虽然知道很恶心，但还是忍不住手贱抠来看看，玩味一番……

　　虽然压力不小，但乐趣还是同在。我爱学习新事物，一次次进步让我欣喜，而被认可(哪怕是很小众很小众的认可！我也是有粉丝的！)也能满足我的潜在表演型人格。最关键的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讲师们所形容的美国新闻业现状，中国一定也不会遥远。未雨绸缪，才不至于任由自己变成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