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三鹿奶粉事件中《京华时报》的报道为例

　　●  陈小龙
　　美国传播学者拉斯维尔指出，传播的首要功能包括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在他看来，大众传播发挥着社会“瞭望哨”的功能。在新闻传播领域，上述功能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媒体充当公众利益“看门狗”的理论来源。与之相反，《华尔街日报》前主编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则说：“报纸是私有企业，它对公众不负有任何义务，公众也未授予它任何特权。”两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大众传媒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定位，前者的出发点是人类对新闻媒体的需求，后者的出发点是新闻媒体的现实存在。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中《京华时报》的报道内容为例，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两种社会功能与责任能否统一于新闻媒体之中，以及如何统一于新闻媒体之中。

　　研究假设和方法
　　1.研究假设
　　从公众审视三鹿奶粉事件的公有视角——谴责与批判——出发，本文就《京华时报》在报道该事件中实现舆论监督的特点提出如下两个假设，并通过对其头版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检验这两个假设：
　　假设一：《京华时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反映了新闻事实与事件进程，顺应了公众了解、评定热点问题的愿望；
　　假设二：《京华时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仅仅传播了新闻，并未进行舆论监督。
　　2.研究方法
　　本文以2008年9月12日～2009年2月20日《京华时报》头版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选“头版”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头版头条在报纸编辑中的强势地位，它更能反映报纸的风格和定位，便于对假设进行检验。
　　根据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抽样调查法，本文抽取一定数目的新闻报道作为内容分析样本。具体实现方法是：以2008年9月12日《京华时报》开始对三鹿奶粉事件进行报道为抽样起始时期，以2009年2月20日《京华时报》以“食品加工行业准入门槛将提高”为标题首次对政府举措做出报道为抽样终止时间，共抽取样本60条。
　　为界定研究对象，本文选择了各月份报道密度、报道主要涉及对象、应对措施、新闻标题关键词等四个角度来研究《京华时报》如何在报道中坚守舆论立场并实现舆论监督。
　　编码后，本文主要采取的统计方法是一般的描述统计方法，其中以列联表分析为主。统计分析的实现上，采用Excel软件。需要指出的是，在内容分析中采用的数据较粗略，并不具备精确的统计学意义。

　　统计结果分析
　　1.各月份报道分析
　　如图1，2008年9月～2009年2月，尤其是2008年9月～11月，该报头版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共计50条，占样本总数的83%。
　　2008年9月共有38条报道，数量最多，涵盖了有关部门的举措、三鹿集团的反映及患儿等方面的内容。9月后，报道数量减少（如图2）。10月份，报道关注三鹿案的进展，并逐步深入。2008年底至2009年初，报道了三鹿案审理结果以及对患儿的赔偿措施等；2009年1月和2月，则瞄准有食品安全隐患的品牌（如雀巢），对三鹿的报道数量减少。
　　2.报道主要涉及对象分析
　　报道主要涉及企业品牌、机构、患儿、其他等四个方面。其中以“机构”为主的报道占24条，约占总数的40%；关于“患儿”的报道共10条、关于“品牌”的报道12条、其他14条，分别占样本总数的17%、20%和23%。（如图3）
　　如图4，报道涉及的机构包括政府和企业两类，共有24条，占样本总数的40%。其中涉及国家的共21条，约为该项的88%，占60个样本的35%。从时间看，报道并未集中在2008年9月～12月，而是均有分布；从对象看，主要包括卫生部、国务院、国家质检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等。2008年末至2009年初，报道从事实性报道转向对法案的报道，9天内共6次报道了案件审理结果，其中对患儿的补偿措施的报道最多。
　　3.应对措施分析
　　报道的应对措施集中在法律领域，共17条；行政、经济和医疗救助等方面的报道数量大致相当，均为10条左右。（如图5）
　　4.新闻标题关键词分析
　　如图6，涉及三鹿问题奶粉的报道共11条，约占总数的18%；其他品牌共10条，约占17%。其中直接将“三聚氰胺”列入标题的共12条，占总数的20%。而“食品安全”报道共14条，是总数的23%，单项上居多。
　　《京华时报》立足首都，对北京的直接报道共8条，其中5条关于北京“结石患儿”，3条关于北京食品市场。

　　结论
　　1.结论
　　《京华时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反映了事件的真相与发展进程，顺应了公众了解、批判热点问题的愿望，实现了舆论监督的功用。
　　第一，迅速澄清了事情真相。《京华时报》积极跟进社会热点，在头版进行系列报道，涵盖了法律、经济、行政、医疗救助等方面，特别对数字时代的网络犯罪给予了关注，如2008年9月30日作了题为“制售三聚氰胺不法网络被端”的报道。
　　第二，解读了政策法规。《京华时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解决措施进行了追踪，并对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解读，使公众对相关政策法规有了一定的认识。
　　第三，消除了负面影响。除了聚焦三鹿，《京华时报》报道了对大白兔奶糖、“咯咯哒”牌鸡蛋等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的处理措施，稳定了消费者情绪。报道还关注了患儿等弱势群体，显示出人文关怀。
　　2.启示
　　都市报也是商品，必须面对市场。它和其他产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必须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当然，报纸是一种精神产品，要遵循意识形态领域的规律。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读者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自愿购买，能不能做到适销对路。
　　《京华时报》从开始就把握了合理的舆论，准确积极地报道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应对措施与结果，让老百姓对媒体和政府产生了信任，让事件没有滑向因互不信任而导致失控的局面。正如伯纳德·科恩所说：“在多数时候，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的时候，却是惊人地成功。”
　　3.媒体需要舆论监督
　　媒体被西方国家称为“第四种权力”，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透明度高、影响面大、时效性强等特点。媒体只有科学、正确地运用舆论监督，才能在监督中体现和谐。如简光洲所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虽然我们享受到了更多的物质自由，但是精神上也有了更多的私心与私利。”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特仑苏和OMP也开始出现在《京华时报》头版中，监督食品安全依旧是媒体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约瑟夫·普利策在1904年的《北美评论》上说：“只有最高的理想、最兢兢业业的工作愿望、对所遇问题最准确的知识和最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新闻事业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与公众为敌。”市场化的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媒体人的一颗真心。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６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