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办报，就是要有理想，有理念；办报还是要有原则，看大局。”

　　文/刘宪阁

　　提及文人论政，不能忘记曾经在台湾创办《中国时报》的余纪忠。2002年他去世后，杨渡、王健壮等就纷纷表示，“文人办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只剩下商业与消费取向的新闻作业”。他们的感慨，透露出对“时代气氛”转变的忧虑与恐惧：“传媒本来应该扮演‘不受国家权力控制’，也‘不被市场规则左右’的主体性角色”，但是，“当文人办报的传统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当报老板不以报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响力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时，既向国家权力屈服，又对市场规则妥协时，这样的传媒其实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

　　余先生和他所办之报，何以能为早年得其提拔、现已不再年轻的杨渡等所认同、推崇与期许？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他身上所透露出来的那种年轻气息，以及对年轻人的赏识、信任与提携。“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南京读大学，曾和愤怒的同学一起，到外交部去游行，抗议政府的软弱；没找到人，就游行去外长王正廷家。部长官邸都没人了，岗哨亭里却还有好几个警卫。他们好奇，进去一看，才见到王正廷躲在里面。“堂堂外交部长，居然这样躲起来，躲在警卫室，真是好笑。”晚年回忆及此，他还轻轻地哼笑，带着几分年轻人的顽皮。

　　余先生当时气得不得了，“拿起桌上的一个墨水瓶就丢了过去，洒得他一身都是墨水，狼狈不堪”。此时已警骑四处，开始抓人了。学生一哄而散，余也沿着河边跑。眼看无路可逃，他赶紧去敲一家的门，幸而被好心人藏起来。后来回忆及此，余先生微笑着说：“中国人看到爱国学生，特别有同情心，总是愿意帮忙的。”杨渡则感叹，难怪野百合学生运动时，报社有许多记者都参与了，余纪忠也只是笑笑：“我也曾年轻过……”因为很显然，“我们搞过的这些抗争，他早已经历；我们热血过的激情，他也曾燃烧。”

　　余纪忠后来投笔从戎，到了胡宗南的部队。胡觉得他是个人才，就这样投入战争，未免可惜，于是要他出国深造，再回来报效国家。七七事变时，他正在英国读书。听到消息就束装回国，他要信守最初的承诺。胡宗南很高兴他回来共赴国难，立即安排工作，担任军分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编辑校刊；同时兼胡的机要秘书，帮助撰写演讲文稿。他就这样投入了抗战洪流。多年后杨渡为此赞赏不已，而余先生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我们那时候的青年都是这样的，国家有难，拼了命也要回来一起抗战。国家没有了，我们在外国人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正是这种死生以之、淡然以对，让人不难感到先生的坚毅、果敢与大决心。

　　早年抗战如此，晚年办报亦然。主持《中国时报》时，余先生多次谈到：“办报，就是要有理想，有理念，才能办得起来。”当然，情势很复杂，“办报还是要有原则，看大局。如果只是随波逐流，失去原则，就没意思了”。他并称，“我们办报，既可以提出建言，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更可以为老百姓说话，比在政府里面有用多了。”

　　尤为难得的是，先生办报用人，不拘资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中国时报》编辑部，就像个江湖：“左中右独各门各派四处林立，老记小记老编小编错落杂置；在台湾读完大学属于战后世代的那批小编小记，隐隐然已在四楼的老编辑部里起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化学变化。”三十多年后，亲历其事的杨渡仍然好奇：那是中时、联合两大报系冲击百万份发行量的年代。在争抢第一大报的关键几年里，一个早已年过花甲的报老板，怎么敢把攻城略地的任务，交给那么多才二十多岁的毛头年轻人？

　　彼时余先生每天都会细读报上每则新闻，谁写了什么，写得好与坏，他都一清二楚，甚至能叫得出每个记者、编辑的名字。即使有人刚来几个月，只写过几篇挂名特稿，但很可能某天在电梯里碰到老先生，他瞄一眼工作牌，会突然说：“你前几天那篇稿子写得不错。”然后，有一天会找你到他书房，跟你谈托洛茨基、戴高乐、费边社……杨渡感慨：“他一生自命知识分子，也向以知识分子视记者，这样的报人特质在别人身上难得一见，在他却是寻常至极。”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那些年轻人那么拥护他、爱戴他。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