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 高明勇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1926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而被杀害。

　　可以说，“风骨”是邵飘萍的一个标签。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邵飘萍在编辑室写下“铁肩辣手”，勉励同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邵飘萍在《京报》的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报纸的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以监督政府、唤醒民众为己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后由于揭发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京报》被查封。

　　邵飘萍40年的人生中，三度入狱，两度被迫流亡日本，最后也因言论被害。面对舆论钳制，他曾有句名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可谓舆论津梁，碧血千古。

　　作为新闻全才，邵飘萍报道、评论一肩挑。就新闻报道而言，他将“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视为第一要义。就新闻评论而言，邵飘萍针对之前报纸评论“少事实而多论断”的弊端，注重用事实说话，“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根据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研究，邵飘萍主张评论“简洁明快”、“含有美术之意味”，“除去记述某问题之理由见解外，其文词亦具几分动人魔力”。

　　的确，邵飘萍笔下评论，无论长短，皆“清通简要，雅善饥弹”。这个文风，在“北京特别通信”、“中央通信”系列评论中表现突出。这些专栏文章，视野开阔，纵横捭阖，史料、采访细节信手拈来。而在其一些评论名作中，更有梁启超的风格，条理明晰，感情充沛。如他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呼吁的《速释学生》，寥寥数百语，道义之感扑面而来：“记者之意，教育总长既已负责辞职，此案当办到此处而止。警厅其速释被捕之一部学生！”

　　而邵飘萍评论最为可贵的特点，则是通过“以法为绳”来实现铁肩辣手，而非单纯的血气之勇。比如，邵飘萍针对知名的罗文干案所刊发的评论。他撰文《政治风潮须解决于法律》，指出：“不问其为政治问题与否，绝当受制于法律。”并详细剖析：“此案当分为两事，一为罗文干曾否受贿之案，一为黎元洪违法单独行动而令军警逮捕阁员，及吴景濂等擅用众议院名义告发之案。”

　　在战争时期，军阀纷争，列强势力环伺，真相扑朔迷离，媒体介入，稍不注意便会引火上身。邵飘萍不忘以真相为本，以法治为轨道，推进社会前行。

　　此外，在1920年的唐山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发生后，他连续撰文《政府与社会各界亦知唐山有六百工人惨死否耶》、《唐山惨案如何解决》等评论，尤其在《唐山惨案如何解决》一文中，明确提出在抚恤问题、责任问题、善后问题三个方面依照法律解决。并上升到法律层面根治矿难：“主张欲救护全国之工人，不可不从根本上立一良法，即保护工人之法律是。”

　　作为评论名家，邵飘萍还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出对“新闻纸法”（即今日学界所讨论的新闻法）的意见，其中包括“对新闻记者不得有体刑，惟记者之个人的行为，不在此限制”、“不得没收新闻机关之财产”、“罚金不得过200元”、“停止发行不得过一星期”等具体的观点。

　　国家的命运，左右着言论的尺度，而言论的命运，测量着国家的尺度。还国家良性发展，还媒体言论自由，一切仍需以法为绳。这是邵飘萍的言论生涯带来的最大启示。

　　当然，邵飘萍的影响不止于此。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时，蔡元培担任会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传授办报经验。担任导师期间，他还著有《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等著作，系统介绍办报经验。年轻时的毛泽东，就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后来，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导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还提及邵飘萍。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