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电视发展的问题上，树立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一条是树立科学的受众观念，不迷恋于收视率的种种变幻。

　　文/时统宇

　　最近，我接连参加了几个研讨会，包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的“中国梦”主题电视节目创新研讨会(《等着我》《开讲啦》《最强大脑》《我是演说家》《生命缘》《急诊室故事》等六个栏目是入围研讨的范本）；山东卫视的《精彩中国说》研讨会；辽宁卫视的《归来》研讨会。在中国电视一片“歌唱吧、奔跑吧、出游吧”的喧闹中，这些节目愈发显得安静和干净。如果比拼收视率，它们比不过那些“现象级”节目，但若论思想和情怀，自然立见高下。

　　应当承认，作为一个衡量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和市场占有程度的指标，我国电视界引入收视率来评价电视节目，可以说是电视走向观众、接近观众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颠覆中国电视节目“我播你看”传统收视模式的一个重大转折，存在着某种历史进步的因素。然而，收视率只是媒体测量观众对节目内容态度的一种技术进步和手段，而把收视率上升到导向的地位就走到了进步的反面。收视率导向之所以值得批判的原因并不在于收视率本身（这恰恰是受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手段），全部的问题在于：收视率导向将收视率强调到了对节目的去留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步，使收视率从测量节目的手段变成了节目存在的目的。收视率因其天然的反文化的缺陷不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德国思想家齐奥尔格·西美尔用“目的对于手段的殖民”来描述成熟文化的危机，也不妨用于概括收视率导向给中国电视文化所带来的危害：“首先，生活的目的臣服于其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许多不过是手段的事物被人们认为是目的；其次，文化的客观产品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二者都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而且它们发展的速度已经将后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当我们对收视率导向进行批判时，首先遇到的就是类似美国学者Abramson这样的看法：“收视率是民主方式；尼尔森和ABITRON的装置是人们发现他们想从电视上看到什么东西的选票。事实上，收视率是一种赋予人们对电视节目最终决定权的途径。”或者像CNN的创办者之一里斯·舍恩菲尔德那样直截了当的说法：“电视是最广泛的民主，观众用眼睛投票。如果一个节目不受他们的关注，广告主就不会买这个节目附属的广告时段，它就只能灭亡。观众群的大小用收视率来衡量，没有收视率，就没有节目。这就是电视业运作的方式。”尽管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这些说法都是不堪一击的：“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刻要求，恰正等于在政治领域受制于以民意测验为指导的蛊惑民众术。受制于收视率的电视有助于向假设为自由、清醒的消费者施加市场的压力，消费者们并不像那些犬儒派的蛊惑民众知识分子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拥有表达清醒合理的集体观点、表达公理的民主手段。”

　　既然收视率导向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民主的化身，那么，收视率导向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就其最本质的意义而言，收视率是一种电视节目制作者用以向广告主介绍观众情况以便投放广告的商品，揭示了电视工业最本质的运作机制，是电视节目商品化最明显的表征。收视率导向背后所隐藏的是电视节目乃至整个文化的商品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受众能足够理智地辨别真功夫与假动作。在中国电视发展的问题上，树立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一条是树立科学的受众观念，不迷恋于收视率的种种变幻，真正把握什么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电视观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问题。常怀亲民之心，常思百姓之情，固守文化底线，何愁我们的节目不被观众认可？除了金钱上的投入，中国电视多在文化上投入，多在品位上努力是完全可能的。电视人应该放下架子，提起精神好好想想自己呈现给观众的文化产品能否经得起时代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市场的检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