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交通革命带来的团体组织、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某种传播革命。

　　文/刘宪阁

　　从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到普快、特快，再到动车，乃至高铁，短短数年间，我们已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交通革命。以我自己而言，刚上大学时，从丹东经沈阳到北京，最快14个小时。现在动车到沈阳，5个小时；7月底，丹东和沈阳高铁开通，只需一个小时。未来京沈高铁若开通，只需两个半小时。放在十多年前，根本不敢想象。但是现在，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由此带来的旅途生活史之种种演变，也不由得你不信。这让我想起了报人张季鸾的一些往事。

　　张季鸾1905年在陕西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关于东渡经过和所乘交通工具，徐铸成先生在传记中有生动的描述，可惜不太准确。不过我们可以按照同时代人的日记和回忆等资料来参证。现在可知，当年10月5日（阳历），布政使樊增祥在省城湖广会馆举行公宴，欢送张季鸾等东渡留学。宴会上樊即席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既不乏诸生熟悉的圣贤遗教，又结合了日俄战争等危难形势，还谈到父老家国的殷切期望，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樊演讲时情绪很激动，博得了这些年轻人的感动与同情。因为当时大家的想法完全是朴素的爱国主义，东渡留学就是“为国家前途寻出路”。

　　10月6日，张季鸾等在留学监督、四川人徐炯率领下由西安出发，取道郑州，搭火车至汉口。然后乘江轮东下上海，稍做休整后前往日本。自十三岁父丧从山东回陕西后，张还是第一次出潼关。此前只在榆林和三原等地间进行过数次长途跋涉。对此番游学旅程，他当时似未留下记载，日后好像也没再回忆过。

　　据相关资料，张季鸾一行人朝行暮宿，走了“整整十一天”才到达郑州。当时京汉铁路郑州至汉口段已通车。故他们得以转搭火车南下汉口。据说买的是二等票即有卧铺的统舱。两天两夜后到达汉口。第一次坐火车这种洋玩意儿，他们的感想如何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这些读书人早已习惯了安步当车或车马出行的日子，现在竟在两三天内就可从郑州到汉口，这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何况不久前才刚经历过“整整十一天”的漫长跋涉！以现在眼光看，京汉路火车的速度并不算快，甚至可以说很慢。但对当时的张季鸾等而言已经很快了。甚至完全可以用得上“风驰电掣”这个词（徐铸成语）。

　　在汉口大智门附近的旅馆稍事休息后，张季鸾等即改乘火轮船东下上海。对长期生活于偏远内陆的陕西人而言，这当然又是一种新事物。凭窗看沿江风景，美丽壮阔。更兼秋水怒潮，轮行如飞。任谁也不能不“胸襟为之一快”（见黄尊三之留学日记）。

　　对火车、轮船等带来的交通革命，多年后张季鸾有更深切的体验。那是1934年，他因游历川滇而五次乘飞机。按照当时的速度，每小时大概可飞一百英里左右。武汉到重庆飞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中间停顿了三次。归途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不到四个小时。过三峡时减速在水面上低飞。如果全速通航应可更早到达。重庆到贵阳间的行程通常要14天，而坐飞机只需一个半小时。贵阳遵义间，五天的路程，只需飞四十分钟。

　　坐在飞机上，张季鸾涌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仿佛超越时间空间，不知是何世界；继感触现实，则痛吾祖先留得大好河山，子孙竟岌岌不保；转念科学之威力，则又感吾人自有出路。”他因而深感“交通革命”所具有的不可思议之威灵，如可以打破许多观念，促进文化与政治。在欣喜江山满眼的同时，他也不能不百感丛生。过去国人常泛言中国地大，“惟自机上俯瞰始真知其大，同时则感徒大之不足恃”。

　　其实，1905年秋乘船东下上海之际，张季鸾等的感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观赏如画江山的同时，沿途他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水陆交通机关无不系外人经营、外商管理。通商大埠更是洋商麋集，洋行林立。如果说外患在过去还只是一种遥远的、抽象的文字描述，那么现在则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切身经验。当然，途中他们也注意到了报纸这种新式媒体的出现。而这种由交通革命带来的团体组织、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某种传播革命（都植根于communication）。至于这种革命性变迁之历史与现实意义，且待下篇试为分解。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