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席听人劝，摒弃康梁之弊，转学韩愈文章，获益匪浅。媒体听人劝，新闻转型内容升级，料会天天开门大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观察者网连载《人生沉思录》，其中有两条是关于写文章的：

　　1180．文章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解释问题可有千万种方案，而能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少数几种。不解决问题的解释——列宁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可形成解决方案的解释可能只有几种乃至一种。写出最接近解决方案的解释文章，就是我们需要的好文章。

　　1193．梁启超文章激情万丈，但空论较多，于事无补。毛泽东年轻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个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劝他少学梁启超，多学韩愈，这话对毛泽东帮助很大。（“袁大胡子”即袁仲谦，1914年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师。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青年在湖南一师时“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见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文风如人，梁启超那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高亢作风，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但当他将光绪推向变法的高峰时，却发现他留在光绪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纵身跳崖一途了。

　　韩愈为文倡“文以载道”、“文道结合”，又重“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可以说是既重里子又重面子，单单一篇《进学解》，里面的“业精于勤”、“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等等，都成了流传千古的成语。今天网络时代，也有不少“新成语”，比如“不明觉厉”之类，但与韩氏成语比起来，天壤之别。

　　今天说韩愈，重点不在辞章造诣，而是对照康梁，解决为文“态度不严肃”、“似是而非”“以势吓人”、“强词夺理”的问题，避免“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新闻记者的手笔”。要做有用的文章，言之有物，回答现实问题。眼下，记者、评论员的文章，装腔作势的太多，半通不通的太多，人云亦云的太多，不知所云的太多。再就是纠缠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太多，直面重大社会现实、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太少，娱乐化庸俗化有余，理性自主思考不足。

　　当今中国，现实新情况新问题这么多，是做新闻、写文章的黄金年代。出产不了好新闻好内容，不能一味埋怨客观环境，而应在主观上发力。谁都知道，做个滑溜里脊要比拌个猪耳朵难得多，费劲得多。可是，总想图省事，迟早要关门的。

　　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最近有段话：“报纸（比出版社）先碰到关门的问题并不奇怪。内容产业包括三个层次：信息、知识和智慧。报业更多是生产信息，而出版业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智慧层面，生产信息的必然先于生产知识和智慧的受到互联网冲击。……如果报纸不能从知识层面生产信息，只是在海量信息层面做文章，竞争不过新媒体是自然而然的事。”（东方早报，2015-08-09）

　　信息重在告知，今天人人都是信息员，报纸等传统媒体在信息生产（搜集、传播）方面仍需着力，但已不占优；从内容产业分工角度讲，社会、民众能办愿办的事，谁也竞争不过，媒体机构该松手就松手。

　　知识和智慧，重在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生产知识和智慧，要比生产信息难得多，但是，若不转变转型，就会碰到关门的问题。从内容产业分工角度讲，社会、民众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恰恰是媒体机构该抓起来的事。

　　听人劝，吃饱饭。主席听人劝，摒弃康梁之弊，转学韩愈文章，获益匪浅。媒体听人劝，新闻转型内容升级，料会天天开门大吉。

　　全是凉菜小菜，怎算待客之道？没听见顾客在喊么，上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