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芸生等大公报人秉持文人论政的传统，言论报国，为言论自由保留了可贵的火苗。

　　文/高明勇

　　四年前，电影《一九四二》上映，历历场景，催人泪下。相比之下，文字上的一九四二，更令人难忘。

　　1942年到1943年，河南接连遭到旱灾和蝗灾，致使豫中、豫南一带，庄稼绝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实地调查采访后，写成长篇报道《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文中痛斥：“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次日，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撰写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局：“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

　　同时，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为杜甫笔下的“石壕吏”，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 　　结果，蒋介石震怒，2月2日晚，《大公报》被责令停刊三天。之后不久的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评价说，“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论者必定要对政情民隐有极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然后下笔才能入木三分。”

　　毛泽东曾赞誉张季鸾、王芸生撰写社评用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式方法”。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明确“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职业理想。

　　不仅仅是报人之志，王芸生也以学者的姿态来支持自己的理想。《大公报》的时代，中日问题举世瞩目，1931年至1932年，王芸生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在日本史学界也有较大反响。

　　王芸生在《大公报》的不少政论名篇，都脍炙人口。如，《不投降论》（1937年12月14日）、《灭亡的“平和”和奴隶的“平和”》（1938年12月12日）、《我们在割稻子》（1941年8月19日）、《拥护修明政治案》（1941年12月22日）、《为国家求饶》（1944年12月19日）、《做一个现实的梦》（1946年12月10日）、《九一之梦》（1948年9月10日）等。

　　从文本来看，王芸生的政论，读来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然文笔却克制有度，不妄言，不虚评。

　　关于《我们在割稻子》，有一个故事。1941年8、9月间，张季鸾病重。在他逝世前19天，王芸生接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到住处去看望他。当时，正值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张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说罢，张忽然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我们失去了亲人，但活着的人得生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厄运面前，这种独辟蹊径的视角，在表达愤懑之时，更给人希望。

　　在《为国家求饶》中，王芸生“苦苦哀求”五类人，如专为做官而做官的官僚，发国难财的商人们， 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请你们饶了国家吧”！

　　《九一之梦》是为1948年的记者节而写，王芸生希望做一个现实的梦：“种种样样的报纸，数不清的种类，有的属于政府党，有的属于在野各党派，有的代表大企业家利益的，也有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利益的。这许多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了触犯了刑法上的诽谤罪，要防被侵害者控诉而被法庭究讯外，此外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

　　可以说，正是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等大公报人秉持文人论政的传统，言论报国，为言论自由保留了可贵的火苗。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