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媒体裁撤深度报道部，显示了当前深度报道面临的困境。

　　文/时统宇

　　不经意看到这样两篇文章，都和深度报道有关，一篇是朱学东的《解散深度部，谁傻谁聪明》，另一篇是凌燕的《敬一丹退休与电视精英主义的退却》。前者不仅分析了深度报道衰落的体制性原因，而且明确指出：“裁撤深度报道，表面上是砍掉了看似多余的奢侈品，实际上是砍掉了在新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尚存的竞争优势产品，砍掉的是自己的竞争力。”而引发作者此番议论的起因是：京华时报终于撤了深度报道部了。此前中国青年报也撤了深度报道部。

　　凌燕的文章则是异曲同工的另一个角度，她写道：“随敬一丹退却的是电视的黄金时代，是电视拥有绝对霸权的时代。”“在中国，电视霸权时代也是精英主义盛行的时代。敬一丹的标志性形象是面色凝重加上规劝式话语，白岩松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前者更内敛低沉，后者锋芒更露。尽管他们有意识地避免了扮演政府发言人的角色，却坚信电视媒介拥有阐释一切的特权。”

　　这两篇文章给我启发，不仅是因为我十五年前曾编著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曾洋洋洒洒地写过几万字的深度报道研究，也不仅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电视拥有绝对霸权的时代”《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电视深度报道的异军突起，而是光荣与梦想兴盛与衰落的非学术原因：裁撤深度报道部的媒体，另一种压力是困境。深度报道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和压力。这些年传统媒体遭遇的经营压力、技术压力以及用户习惯改变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收缩什么？习惯的策略，一定是首先削减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部门。深度报道，虽然曾经是皇冠上的明珠，最能代表一家媒体的专业水准和影响力，也是媒体异质化的代表产品，但是，它带来的社会影响转化成媒体机构直接的经济效益的链条太过漫长，在一些人眼中，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奢侈品，仿佛中看不中用。在媒体机构经济宽裕的时候，养一个这样的部门，多少还能给机构带来些职业的荣耀，但是，遭遇经济压力之后，在投入产出的直接权衡之后，这种看起来很不经济的部门，自然难逃一刀的命运。

　　这是《解散深度部，谁傻谁聪明》告诉我们的，也就是我说的非学术原因。不明白这一点，我只是个秀才。也难怪，这个秀才在十五年前曾不无奔放和浪漫并自鸣得意地写道：

　　近年来，“轻松休闲论”大概是最常见、最时髦的一种新闻理论。“放弃你的‘文以载道’吧！都什么时候了，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没有人坐在那儿等着你给他启蒙。”“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工作已经很紧张了，需要轻松、需要休息，媒体要尽可能地软，尽可能地让受众乐。”这就是许多媒体走向市场的理论依据和看家法宝。

　　于是，拒绝启蒙，告别意义，远离英雄，淡化责任被视为时尚，新闻的启蒙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好像满大街都是“潇洒走一回”的人群，整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个傻瓜了。

　　其实，这几近等于一个骗局。我们有那么多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有那么多苦苦挣扎的下岗职工，有那么多还未脱贫的地区和人口，我们真的很轻松？读者看了你的“软”、“轻”后，真的把一切烦恼和无奈全都解脱了、消失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种事实你可以出于某种原因不报，但你没有理由去掩盖和粉饰。这是新闻的良心，也是媒体的责任。我以为，我们的传媒应当有一种沉重感。如果我们的媒介上只剩下了粉饰、做作、莺歌燕舞和纸醉金迷，只剩下了“高科技”的展示和炫耀，那么，传媒的任何繁荣都是表面的和虚假的。

　　这种状况，让人想起有学者发出的呼唤：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的，自近代以来一直高扬启蒙旗帜的中国报人，真的失踪了吗？

　　面对解散深度部，且名单中赫然出现的中国青年报，我承认：真的失踪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