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提倡价值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反对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形成利益共同体，因为那样将会使新闻传播不断堕落。

　　文/乔新生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历史与现实”研讨会，邀请一些新闻从业者发表意见。在这个论坛上一个新闻从业者发言，认为每当新闻业界出事时，新闻传播学界没有声援和支持，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存在着极大的隔膜。此论引发热烈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学术研究不同于新闻实践，新闻传播学是理论研究，必须来源于新闻实践，但又必须高于实践。假如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过于靠近现实而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有可能会使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使学术研究缺乏历史价值。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新闻传播界正处在大变革时期，一些新闻从业者缺乏定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失去了新闻从业者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如果学术界不问青红皂白，对他们进行所谓的集体声援，那么，这不是在净化中国的新闻事业环境，而是在助纣为虐。

　　笔者认为，新闻传播业界与学界应当保持密切的联系。新闻传播学界如果不了解新闻传播的整体状况，如果不分析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就会闭门造车，就会在自我设定的课题中自娱自乐。新闻传播学者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时，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从新闻传播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自己的理论，发现新闻传播基本规律，从而引导新闻从业者提高业务水平，扩大中国新闻传播在国际新闻传播市场的影响力。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提出自己的理论。譬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应当体现国家价值，应当密切关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建立和谐的新闻传播价值观。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并非不重视政府的意见，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同样关注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中虽然强调监督政府，但每到关键时刻，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总是站在政府这一边。

　　一些学者提出，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政党媒体，随着社会政治的不断分化，不同政治党派都能找到自己的新闻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报道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报道的真实性，也要注意报道的平衡性。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党的形象，才能通过监督报道提高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新闻媒体和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果刻意彰显出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忽视了世界新闻传播界摸索出来的普遍规律，那么，中国的新闻媒体就会固步自封，孤芳自赏。

　　关于西方国家媒体的“第四权力”之说，笔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制度，除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报道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把西方学术界的比喻，看作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权力，不能夸大新闻媒体的作用，当然也不能忽视新闻媒体的价值。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当是公民权利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必须充分体现公民的意志，充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新闻媒体的道德伦理价值，才能深刻反映出中国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

　　新闻传播学者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全面分析社会变革中存在的问题，对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新闻传播命运共同体简单理解成为商业利益共同体，认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新闻传播学者应当坚守学者的基本立场，针砭时弊，针对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问题及时地提出批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发展。笔者提倡价值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反对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形成利益共同体，因为那样将会使新闻传播不断堕落。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应当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诤友，及时指出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用新闻传播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发展。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