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常识论政，却能启蒙整个时代，登上神位。胡适之幸，时代之不幸。

　　文/高明勇

　　已故国学大家季羡林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章很长，我只记住了一句话，叫做“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近年来，在内地，研究胡适，正在从“执拗的低音”转为“昂然的高音”。对于胡适“学术和文化的进步”研究颇多，而在其“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方面，则相对不足，起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倒是他的一些言论名言到处流传，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等。

　　胡适曾说，自己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对政治始终采取“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尽管曾担任过驻美大使，但胡适一直想做的，却是“议政”的“舆论家”。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什么是“舆论家”或“政论家”？

　　1922年，胡适在6月4日的《努力周刊》撰写社论《政论家与政党》，将政论家一分为三，分别是“服从政党”“表率政党”“监督政党”三种。并直言自己的定位，“独立的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并呼吁“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

　　事实上，这种独立评论的意识，贯穿胡适创办评论、撰写评论、评论争论的言论经历。从早年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唤醒政治意识）、《努力周报》（倡导好人政府）、《现代评论》，到后来的《新月》月刊（讨论人权与约法）、《大公报·星期论文》，再到《独立评论》（呼吁独立精神），以及1949年之后领衔“发行人”的《自由中国》，而通过这些政论，传播着胡适关于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的思想。

　　相对来说，《独立评论》最能体现胡适的政论风格，他在引言中提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负责任的言论”“独立的精神”，不仅是自己写作的宗旨，也是刊物的立场。

　　比较知名的，就是刊发在《努力周报》第二期《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提出了诸如“除了行政独立外，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也必须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之类的具体政治主张。还有刊发于《新月》月刊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等。

　　关于在台湾创办的《自由中国》，虽然一直是胡适领衔发行人，但能否体现胡适的争论主张，素来有争议，理由之一是胡适曾多次请雷震等人拿掉这个头衔。尤其是《自由中国》刊发《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后，与保安司令部发生冲突，被迫重写社论表示“道歉”，一度引起胡适的强烈不满。

　　不过，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万丽娟女士整理的《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可以看到，二者的书信交流，贯穿《自由中国》创办始终。

　　在给《自由中国》撰写的评论中，胡适颇有一些夫子自道的味道：“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曾推崇美国学者杜威，而后者对上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回向人民”运动极为倾心，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知识精英运动。从此也可以看出，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胡适观察中国政治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国外的价值体系。

　　按照罗志田的研究，这种观察视角，并非向往西方，而是胡适认为这种价值体系已经抽离了具体环境，成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方法。这是典型的胡适思维：一切学说都必须约化为方法才能显出它们的价值。“因为只有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验证的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才不是‘论主’本人种种主观、特殊的因素所能左右的。”其实胡适流露出的方法就是八个字：“不受人惑”“拿证据来”。或许也正因为此，唐德刚才会认为胡适谈起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常识论政”。

　　公允地说，唐德刚对胡适言论价值的评价相对准确，在《胡适杂忆》中，他说从主(要)条件上看，就事论事，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种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胡适是不足以当之的。但是四周环顾，学术思想界芸芸众生之中，胡适而外，又有谁能当之？

　　以常识论政，却能启蒙整个时代，登上神位。胡适之幸，时代之不幸。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