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现象和事实，亟需学术爬梳和理论提升。

　　文/刘宪阁

　　“新闻无学”，想必大家对此类说法并不陌生；而某些中国式“新闻理论”，可能更令人无语。多半因此，在这个行当浸淫多年的资深学者陈力丹教授，在推荐北大版《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时，才不无感慨地说：读此中译本，“感觉这回找到了‘新闻理论’的感觉”。它不像我们熟悉的过去那些教材，把说明新闻工作的作用、性质、任务作为重点，而是阐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即如译者刘海龙所说，“它用研究实然世界的经验方法，完成了对应然原则的建构”，并且说明怎样践行新闻行当的这些职业规范。所以，陈老师郑重推荐此书，认为不妨试着换一个视角来感觉一下“新闻理论”，并称：“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理论，来自实践且高于实践。”

　　不过，“来自实践”看似容易，“高于实践”更未必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现象和事实，亟需学术爬梳和理论提升。比如何谓真实/真相，如何才能获取真实/真相？在这个媒体兴盛、信息泛滥的时代，要想获知真相委实不易。以前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在则往往不然，甚至大谬。尤其是随着PS技术的猛进，有图也未必有真相；即便是看似如假包换的视频，也可经过剪辑而造假。如何求（新闻报道之）真？人大版译著《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颇可一读，帮你防止受骗。正如《书目杂志》的推荐语所说：“作者向我们传授了如何从既定观点中分辨出真相的必要的‘确证式技术’……将新闻学与公民学融合在了一起，有助于我们适应这个要求读者成为自己的编辑和新闻聚合器的时代。”

　　挑剔的读者也许会说，《真相》至多只反映了两个记者的观察。且不说这背后透露的傲慢与偏见；何况即便如此，该书也足以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比如擅长于狐狸型缜密思辨的胡翼青，即有绝佳评述：“他们引发我们对这个时代新闻业与媒体格局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他们在当代重述了‘李杜之争’的核心问题（不是李白和杜甫，而是李普曼和杜威）。这一点比什么都更重要，因为正如米尔斯所言，重述问题的研究者往往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说到这里，想起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围观改变世界”，一度都很耳熟；只是相对于往日的乐观，现在也面临着谨慎质疑。实际上，报纸和书刊在晚清民国也曾是新媒体，对它们的围观与阅读，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乃至改变了不少国人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潘氏抓住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话题；他的书，也被称为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

　　相对于近年较为学术界和读书界熟悉的王汎森，同样是来自台北的潘光哲可能还是比较小众。但是这位史学家所关注和研讨的话题，对内地新闻传播史也很有启发。即如潘博士当年刊于《历史研究》谈《时务报》发行的那篇文章，笔者和某学友一致认为非常重要；但是，从事新闻传播史研写者，好像大多忽略了此文，看不出此文之好，或者说好在哪里，尤其对本学科领域的可能参考。也难怪迄今从阅读史及相关方面切入的报刊史和新闻传播史研究，仍然甚少（书籍阅读史的相对多些）。好在近年已有个别尝试，如卞冬磊博士的几篇文章。虽然史学界的朋友认为还不够扎实，但对陷于既有研究路数之困境的新闻传播史而言，起码是一条可以尝试的新路。

　　顺便也可提及的，是《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不仅是中国古人；当年，在民主德国也发生过这样的故事。而本书，正是源于有关冷战时期“东德媒介秘密使用”的会议而催生的一部论文集。史学家雷颐评论称，虽然直接是与书的历史有关，但其重点不是说“异端”思想是怎样产生的，而是说怎样传播的；特别是有助于将以往的精英思想史变为更广阔的社会思想史。此言甚确。对有心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写者来说，本书的启发在于，如灰皮书、手抄本、地下小报等以往尚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其实也可以纳入关注和考察范围。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