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舆论场域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舆论逻辑发生了深刻变革，新闻发言人作为冲在舆论前线的“战斗员”，承受着来自前方与后方的双重挤压。

　　文/张涛甫

　　提及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媒体上那些专司新闻发布、危机沟通的新闻官，想到那些频频在媒体面前刷存在感的达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点，可追溯到1982年，外交部第一次以发言人形式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担当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这场新闻发布会没有记者提问环节。一年后，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以正式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外宣舞台上。

　　当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应外宣之需启动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中国渐进融入世界，启用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与世界接轨。2003年之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如今很多基层政府也纷纷推出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常态。据统计，2005年，中央和各省区市举行新闻发布会1088场，到2012年这一数字则翻了一番，达到2237场。除了常规新闻发布之外，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很多部门和地方还会择时增开新闻发布活动，有的新闻发布会甚至被放到突发事件现场。因此，在很多公共场合，时常可见新闻发言人的身影。这是公众、媒体以及政府三方力量“合力+角力”的结果。

　　十多年来，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风雨兼程，为信息沟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发言人的能力素质在螺旋式上升。时下，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平均表现应在及格分以上，整体素质尚可，但并不均衡，不同地区或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同一个地方或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不同发布情境中的表现也会不同。这种不平衡现象，影响公众的观感，也影响政府形象。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制度空间变得越来越局促。这不能怪罪于制度升级速度太慢，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速度过快，媒介化社会来得太意外，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更高。与这些加速变化的外部性比起来，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最近距离感知时代剧变的制度设置，应变的速度就显得慢了。若不进行制度升级，新闻发言人的作为空间就会受限。从今年天津塘沽爆炸事件中可以发现，新闻发布现场的低级表现，固然与新闻发言人的能力素质不济有关，更与他们背后的危机沟通战略失误密不可分。为什么让这些很业余的选手去驾驭如此高难度的场面？不能把板子全打在前台的发言人身上，深究下去，实际上与发言人背后的决策失误不无关系，与人背后的制度有关。制度的天花板把行动空间限定了，新闻发言人发挥的余地不大。若不进行制度升级，新闻发言人只能在很low的水准上表现。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要件构成的，新闻发言人只是其中抛头露面的部分。在常规状态下，新闻发言人站在前台表演并没什么危险，但在一些非常规情境中，发言人的能力短板就会彻底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关键时刻，制度短板会更加凸显。比如，“7·23”动车事故中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就被绊倒在新闻发布现场。客观地说，“7·23”动车事故中的危机沟通失败，有新闻发言人个人的原因，但发言人也有难言之痛，决定他的表现的关键力量，不是其本身的能力素质，而是其背后那个决定新闻发布战略、定夺天花板高度、掌握整个发布流程“总阀门”的手。新闻发布的水平和质量往往取决于这只“看不见的手”。

　　新闻发言人位居前台，直接与社会诉求、媒体期待面对面，毫无退路；如果后台系统不能及时对接，新闻发言人就成了夹在中间的尴尬角色。如今，中国舆论场域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舆论逻辑发生了深刻变革，新闻发言人作为冲在舆论前线的“战斗员”，承受着来自前方与后方的双重挤压。要想整体提升新闻发言人的素质，除了发挥新闻发言人自身的能动性之外，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整体升级甚为必要。新闻发言人制度升级，需要在制度上确保新闻发言人的表达空间，赋予新闻发言人在后台系统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同时，后台系统需要按照阳光政府的逻辑，推动系统升级和制度创新，让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