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文/高明勇

　　一百多年前，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准备称帝，到处收买人心，营造舆论。他许诺，若能为之撰文赞成帝制，将付黄金十万作为酬劳，同时奉上一个部长的职位。被袁世凯看重的对象，就是黄远生——“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但，“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地催促他”。无奈之下，黄远生只得虚与委蛇，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结果，袁世凯“龙颜”不悦。于是，9月3日，他只身逃离北京，南下上海，决意“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同时，他在《申报》《时报》《大陆报》刊发启事，声明与袁世凯御用的《亚细亚报》脱离关系，宣称《亚细亚报》旨在“鼓吹帝制”，与自己“宗旨不合”，故“不愿与闻”。1916年，黄远生远走美国，在旧金山街头遭遇枪杀，时年31岁。谁人所杀，至今仍然是谜。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

　　黄远生在新闻史上的名气，一般都认为来自“远生通讯”，实际上，黄远生的很多文章，很难简单以新闻或评论来分类，最显著特点就是将文学化的手法导入新闻写作，善于捕捉细节，擅长现场的情景化表现，刻画人物“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发聋振聩，暮鼓晨钟”。

　　对于这种文体创新，他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一以贯之的是对新闻的理解，即办报应“支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办报应“指斥权贵”，“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

　　这种理念认知，也与黄远生的经历有关。作为晚清最后一批进士，他拒任知县，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归国后，“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身于报馆与律师”。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正式的记者生涯。

　　在袁世凯收买黄远生之前，黄远生曾连续撰文进行批判，比如《正告袁总统》等。指斥权贵，毫不留情。

　　黄远生有一篇成名作，《外交部的厨子》，揭露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入木三分。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十几年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曾较多关注黄远生，他指出黄远生的贡献与影响是时人共睹的，在他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思想文化领域。他将黄定位于“新文化先驱者”，理由之一是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就不下30篇。

　　确实如此，仅一篇《忏悔录》，足以彰显黄远生的贡献与价值。在这篇《忏悔录》中，作者深刻“忏悔”，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同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新闻记者四能说”。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滥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根据这个标准，认为“余无一于此，何能为新闻记者！”（原刊1915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

　　在《忏悔录》中，他说：“人当独立自尊……而余自为学生，以迄今日，对此四字，乃无丝毫做到，宁不愧死。”这是他对评论的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