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传播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相关学术研讨活动逐步展开，研究文章频见发表，博硕学位点也在不断设立。

　　文/刘宪阁

　　笔者近年转入新闻传播史研究后，出于学科背景的原因，曾经设想结合原有的政治学、历史学基础，关注一下政治传播，尤其是在现当代中国的境遇。也因此，获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1日出版了舒德森的《好公民》后，很感兴趣。

　　熟悉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国内就翻译出版过舒德森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及《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最近才知道，舒德森曾在访谈中表示，已出版的几本书中，《好公民》最重要。只是当时并不清楚，完全是冲着书名去的——“好公民”嘛，的确非常简洁抓人；而且副标题中的“公共生活”，也足以勾起阅读欲望。浏览一过，更是浮想联翩：“好公民”在美国如彼，对当下中国又有何价值与意义？于是趁2014年夏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之便，申请组织了一场从政治传播学角度切入的阅读分享会。希望借助于由该书引起的话题，探讨与当下中国问题的关联，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如何面对政治和公共生活。

　　那一次，约请了来自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相关学科以及媒体书评版、评论版的十余位同道，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热切的讨论。其中有朋友特别谈到，对政治传播需要重新理解，尤其是在新的媒介情境下，我们如何进入现代政治或者说公共生活。交流结束后，有朋友留言说，大家“能把对公共生活的真实思考与情感和盘托出，开诚布公”，这样多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很好、很难得。

　　笔者也很欣慰，起码，作为一个阅读的公民，参与、实践和体验了一把“公共生活”。在此前后，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早前对究竟何谓政治传播，一度很模糊，毕竟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侧重点。尤其是相对于英美的选举运动，中国显然缺乏这种典范意义上的政治传播。但是，难道中国就真的没有一些类似的或者特殊的政治传播现象吗？似又未必尽然。比如独特的内参形式，就是如此。

　　有感于种种困惑，笔者2014年底策划组织了一场题为“新媒体情境下的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曾邀程曼丽教授做主题演讲，萧延中教授则以他所专长的毛泽东研究为例，从霸气天成的政治话语或政治修辞的角度，对毛式政治传播进行了鲜活生动的解读。会后拟写的新闻稿，特意借程教授之口指出：政治传播正在成长为新兴的学术热点。现在来看，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政治传播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相关学术研讨活动逐步展开，研究文章频见发表，博硕学位点也在不断设立。

　　以机构言，目前至少有西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四家院校设有以政治传播命名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以活动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已连续办了两届政治传播论坛，逐步形成了品牌效应。中国传媒大学也于2015年5月举办了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扩大了影响。

　　除了这些成规模的活动之外，个人研究中涉及的也日见增多。以“政治传播”为关键词在CNKI检索篇名，可以发现：2009年首次超过百篇（101），随后逐年增多。2014年为166篇。截至12月24日，2015年已有181篇（如果算上政治沟通等相近关键词，数量应该会更可观）。其中一些研究还很有特色，甚至进入高端杂志。比如荆学民教授的一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实现了新闻传播学在该刊之零的突破（尽管该文很可能是以政治学归类）。而《新闻与传播研究》刊发潘祥辉博士有关青铜时代的政治传播的文章，给读者带来新启发、新感觉。

　　政治传播博硕学位点也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据介绍，目前博士点有五家：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在传播学方面招生，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是在政治学方向招生，南京大学则实行新闻传播学院与信息管理学院跨院系合作招生。而硕士点则有六家，不包括上述南京大学，还加上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可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理由相信，政治传播正在并必将成长为新兴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为沈阳大学音乐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