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治史为长的徐复观，政论写作时明显多了一些历史的穿透力和厚重感。

　　前不久，我所任职的凤凰网评论部组织策划了“有声之年——2015年度影响中国十大评论评选”。为什么要做十大评论评选？我们的期待有三：勾勒一张评论人眼中的中国问题之新闻地图，打捞那些渐行渐远渐无影的评论记忆，树立一个好评论标准的参照体系。

　　关于好评论的标准，在“凤凰纵议院”访谈节目《好评论的标准是什么》中，我说好评论至少有四个标准，分别是选题价值、判断立场、人性标尺和预见性。

　　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徐复观的评论，应该是我理想中的好评论。就像潘光旦、傅斯年一样，徐复观也很容易被言论史研究者忽视，无它，学术的成就更大，反而让言论处于个人成就的边缘。

　　我关注徐复观评论，是因为殷海光。殷海光曾言，（与徐复观）相识20多年，徐为他时常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他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而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与殷海光效力的《自由中国》，如同当时港台的言论双子座。

　　长期以来，徐复观大多时候给外界的形象是新儒家学者、知识分子。其实他撰写了大量的时论政论，尤其是他于1949年在香港创办著名自由主义刊物《民主评论》，并担任该刊主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言论阵地。

　　在《忆往事》中，他说：“我所处的时代，也压迫我的良心不能不写些政论性的文章。”“有的杂文，却是在拿起笔时，忘记了自己身家吉凶祸福的情形之下写出来的。”

　　置身学术，又关切政治，如何平衡二者关系？在徐复观的评论代表作《学术与政治之间》中，他如是评价：“假定某一学术思想是要通过政治以发挥其效用，则必接受政治领域中的法式，而须要经过此一转折以成全政治中的民主。否则极权主义者可以假借任何学术思想为名实行残暴的极权统治，亦即是任何学术思想在此种情况之下皆可能变为杀人的工具。”

　　毫无疑问，徐复观对评论尤其是政论有着特殊的偏好：“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这都是圣贤志业之所存，亦即国家命运之所系。”

　　以治史为长的徐复观，政论写作时明显多了一些历史的穿透力和厚重感。他将评论的作用，纳入到政治运行逻辑的层面去考量：“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表明，要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则政治指导之权必操于社会。社会指导政治的具体途径，一为舆论，一为选举。有真正的舆论乃有真正的选举，故舆论又为选举的先决条件。”

　　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奉承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

　　徐复观认为，中国最深刻的政治问题，是专制与民主对决的问题——而独立舆论，则举足轻重。

　　晚年的徐复观，曾撰文《独立舆论的待望》，回忆自己的思考生涯。徐复观所理解的“独立舆论”，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也是民主的催生者、保护者。比如，对于困扰中国的左右问题，“实则左、右，只是现实权势者的符号，与国家兴亡、人民苦乐，并没有必然性的关系。大家应当把这条绳子丢到垃圾堆去，直接从国家人民的遭遇与前途着眼；好的便赞成，坏的便反对。并且在国家总要求之下，凡接近民主一步的便赞成，凡远离民主一步的便反对，使人民通过我们的笔去审判左、右，不让左、右通过我们的笔去欺侮人民。”

　　徐复观眼里，更多的是中国问题，所以不管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保持知识分子的姿态。1956年，在蒋介石七十寿诞时，徐复观写了《我所了解的蒋总统》，刊在《自由中国》上，印了11版，轰动一时。虽言辞不无恭敬，实则火力十足：“政治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而又保持得太久的人，常常妨碍他与客观事物作平等的接触……于是常常仅根据自己的直感欲望来形成自己的意志，常常把由权力自身所发生的直接刺激反应，误会为自己意志在客观事物中所得到的效果。这样一来，意志不复是由不断向客观事物吸收消化而来的结晶，而只成为更无开阖伸缩性的僵化物；于是顽固代替了坚强，经常陷入与客观事物相对立不下的状态，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大障碍。”代价之一，是徐复观脱离了国民党。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