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说报端那些公开发表的报道和言论，还是读者和外界所能看到的“前台”展示，那么以同人刊物为中心的内部谈论，则成为大公报同人自我疏解、凝聚共识的“后台”告白。

　　董桥写过一篇文章，谈老大公报人的铮铮风骨。开篇引述唐振常追记王芸生，特别是1944年到成都他所就读大学的演讲，内容是说做新闻记者要为人民代言，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王芸生当时用生动的语言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多年后唐振常还记忆犹新。

　　无独有偶，藏书家姜德明对唐振常的这篇《王芸生十年祭》，也是印象深刻。他并透露，多年前曾在北京地摊上捡得几本《大公园地》（按，大公报在天津以及后来在上海时期，其文艺副刊也都曾有这样一个栏目）。比如鲁迅《立此存照》之一，即提到“海派大公报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但这个副刊栏目和姜德明收藏的那套资料并非一回事儿。前者实际上是“大公报社同人半月刊，非卖品，不供社外人员阅读”（见封面标注），亦即大公报同人为“报道社务”“互通消息”“相互切磋”而出版的社内刊物。发端于抗战时期的重庆，战后随着大公报在上海复刊，得以继续编辑出版（1949年以后，尤其到了北京大公报时期，则有新的内刊出版）。

　　作为内部交流资料，《大公园地》当时本就印的不多，加以时局播迁，现已大多散佚，幸而不时为一些爱好者和研究者所发现、收藏与使用。比如有些本为上海大公报馆所藏，1949年后随着报馆先是迁津，后又进京，终而关张，其中部分现在可见于北京市档案馆。当年为写博士论文，我曾到馆查阅过，但不全；后在上海市档案馆亦查到部分。近读郭恩强博士《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方知他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战后复刊的25期《大公园地》。其中记录了1947年5月到1949年1月大公报的一些内部言行与话题讨论，为“从内部理解该报的新闻政策、职业观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如果说报端那些公开发表的报道和言论，还是读者和外界所能看到的“前台”展示，那么，以同人刊物为中心的内部谈论，则成为大公报同人自我疏解、凝聚共识的“后台”告白。考虑到当时大公报所处国共两党缝隙中的尴尬情境，以及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斗压力，郭恩强的这个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姜德明收藏的《大公园地》中，有一期是1947年7月5日出版的（经查应为复刊第5期），内有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的言论，可谓上述论断之一注脚。

　　胡政之谈的是《报人自处之道》。说到记者被捕，他打电话给时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的罗卓英以设法营救；他也说到当时环境绝无民主自由可言，当局的镇压手段会越来越凶，有错捉没有错放，劝戒同人写报道要言之有物，不能逞一时之快，不要给报纸找麻烦了。王芸生的那篇《温暖》，则是四百字的短文。其思想感情恳挚，没有半句责备同人之意，态度鲜明而积极，董桥觉得实为“大时代激流中一个老报人的铮铮自白”。笔者抄录于此，“愿与所有新闻工作者和所有文化人一起共勉！”

　　现在是空前的大时代，电光石火，风狂雨骤，凡是心脏衰弱而弱不禁风的人，都要目眩神迷；资格权威，也不相干。这时代的一个中国报人，除了自己要有所守，能不惑，努力给社会一丝光亮，同时更需要向人民大群取得温暖。

　　中国最近的一段动荡，多少冲动，多少不安。我报在风风雨雨中，遭种种动荡，且有同人受难；而报的业务本身反有进步，且更受读者大群的重视与期待。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尽力表现了有守与不惑，同时更自读者大群方面取得无限温暖。读者非但给与我们温暖，而且在其热情的期待中，给与我们无数的指示。因此使我深深感悟，尽管危疑震撼，风狂雨骤，人民大群的利益乃是我们惟一的灯塔。人民之忧忧之，人民之喜喜之。报人如此做，读者大群定不会遗弃我们，并且会从他们的无数指示中学习到前所不知的知识，前所不会的本领。更宝贵是我们能从读者大群得到无限的温暖。

　　这温暖，使我们感激，使我们智慧，更使我们坚强。

　　(作者为沈阳大学音乐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