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事于学问的人同时应否有政治的兴趣？

　　去年8月，我看到一则新闻，首都大学生采访团“重走西南联大之路”，他们在云南走访了华罗庚、闻一多、潘光旦、梅贻琦、周培源等西南联大教授的故居。

　　唯独潘光旦的故居让人触目惊心，据当时的在场者描述：“这座二层小楼坐落在不大的院子里，小院正中间堆放着废旧的板木瓦石，脚底下的旧板铺成的小路自由延伸，高低不平。坐北朝南的正房恰好四间，左右也各有四间厢房。然而房子的脊梁不再挺立，砖瓦也已然歪斜，屋檐底下的几个蜘蛛悠然地爬来爬去。”

　　不由想起几年前中国青年报那篇知名的《一代宗师 与猪为邻》，潘光旦的故居和张季鸾的墓碑，一样被丢入历史的尘埃。

　　潘光旦是谁？

　　学术史上的潘光旦，大名鼎鼎，在多个学术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堪称中国现代社会学、民族学、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然也被称作“未完成的思想家”——这一说法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借用这个逻辑，在文人论政蔚然成风的时代，潘光旦则可称作“成熟的政论家”，学人论政的典范。

　　潘光旦曾提出一个切中时弊的问题：从事于学问的人同时应否有政治的兴趣？或者说，一个非政治专业的学者，为何要去谈论政治，尤其还是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

　　他专门撰文《说学人论政》进行阐释：

　　1.知识分子层面，“孔子以降的先哲，其所以成为先哲而值得我们景仰的原因，决不仅仅在他们是学术家、教育家，而也在他们是政论家，得其位则推行政治，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

　　2.历史事实层面，“学人论政之风虽至今没有达到一个十分自由的境界，舆论与清议的不可侮，却始终是历史上的一大事实”。

　　当然，乱世，尤其是战争纷乱的年代，学人论政的责无旁贷更为凸显。潘光旦在《华年》杂志上开设过类似邹韬奋“小言论”的评论栏目，为的是“和社会新闻及舆论焦点能够保持同步”。

　　潘光旦强调思想自由，他认为：“在西洋，无论哪种主义，本来只是一个假定，是一派理论，一种理想，或是供少数人讨论的资料，果何种主义与何派为最有学理之根据，则鲜有人能言之，亦鲜有人求能言之，如何就能拿来做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了？”

　　这种决绝，在他所专注的教育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还细分为学校的政的管制问题，教育的党的管制问题，学生与党籍问题，学人论政问题。

　　潘光旦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等职，作为教育家，尤重引导教育以位育为本，而位育又以农村为本。他引《中庸》里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

　　正因为此，在教育问题上，他几乎都是旗帜鲜明表明态度。1940年，潘光旦撰文阐释“宣传不是教育”的观点，“硬要把宣传的办法拿来向学生进行灌输，只能使学生完全丧失理智的判断力，沦为政治的工具”。在遭遇《中央日报》等媒体批判后，他回应称：“这世上也还没有任何一派的思想、学说、主义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只能当成宗教来膜拜和宣传了。”

　　从1933年开始，潘光旦持续十几年，先后写下《忘本的教育》《务本的教育》和《说乡土教育》等主谈乡土教育的文章。原因之一，是他认为，中国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之一，是地方的凋敝和农村的衰落，而底蕴与症结所在，直接看是人才，间接看是教育。“如果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人之云已，邦国殄萃，试问，地方又安得而不凋敝，农村又安得而不衰落？”

　　鉴于“缺乏乡土教材的中小学教育实负始作俑者的责任”，潘光旦的建议，是在中小学时代充分注意到乡土的史地教材与教法。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出版了由其主持编选的《贵州读本》，提出“认识你脚下的土地”。之后，钱理群与吴非在“寻根”意识下，主编地域文化读本（《江南读本》《楚湘读本》《上海读本》和《北京读本》）。

　　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互动与接力，长达70年。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