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邵洵美的时评写作有着清醒的自觉和强烈的史感。

　　文学史研究者陈子善先生曾言：自从19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诗二十五首》之后，“邵洵美的名字已经不再使人感到十分陌生了”。的确，此前不少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曾被鲁迅讽刺过这一点；不过后来随着海内外相关研究和介绍的推进，其形象逐渐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甚至有人还提出对他“该另眼相看了”。只是这些讨论大多集中于文学史领域，其他似着墨不多。2012年出版的作品集《时代讲话》，则将他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个写作领域——时论——的成果，集中呈现在我们面前”。同年出版的《邵洵美：出版界的堂吉诃德》一书，也对其时评写作活动进行了评介，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当然，作为一个业余的时事评论写作者，邵洵美肯定没有张季鸾、邹韬奋、储安平等以时论写作为职业的作者那样有名和耀眼。而且他当年发表时论大多署“郭明”等笔名，当时也很少有人知晓这些文字出自这位新月派诗人、出版家之手。幸运的是，这些年来，在其女邵绡红等“细心而执着的打捞下，它们终于浮出水面”。品读这些文字，可以发现邵洵美的确以他自己的方式，在那个时空中发出了个人的声音，并融进了历史。诚如他在《论语》杂志“你的话”专栏小序所言：“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政治及社会状况等，每每注意到那个时代所有发表的言论。一个时代的言论，有时简直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历史。所谓‘言论’，当然范围极广：象征的或抒情的如诗；寄托的或叙述的如文；冠冕的或形式的如公事文件；通俗的或片断的如民间歌谣的征集，时人言行的记录……不论积极或消极，它们都正面地或是反面地显示着人类被当时的一切所引起的心理反应。”

　　其女邵绡红也回忆，他晚年曾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反映了某些人的思想。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资料参考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多半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自觉和强烈的史感，所以当抗战胜利、万众欢呼之际，邵洵美便发表时评：《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告诫国人勿忘对战史的整理。他将自己与同胞所亲历的那段抗战记忆，放在中国自身漫长的历史背景与更宏大的世界视野下来考察，强调撰写这一战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邵洵美的出版和写作生涯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创刊于1934年2月的《人言周刊》。这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前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都是文化期刊，如《时代画报》《时代漫画》；而《人言周刊》则是他主编的第一份政论期刊。他自己也把注意力从文化批评转向对现实政治的批评、对民众的政治启蒙上。《发刊词》明言：“我们有许多话想说，大家一定都有许多话想说，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感慨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是人，无疑地要说人说的话，所以周刊定名为‘人言’。很明白地说，人言就不是‘鬼话’，而且要摒弃‘一切鬼话’。”

　　邵洵美力图使每个人都“明白他自己的地位、本能、责任与权利；以及如何去表现与享受之方法”。但那是一个左右为难、说话不易的时代。“鬼话不能说，人话遭抽检”。有人担心“本刊已屈服于时代的铁蹄之下”，邵洵美坦言：我们明白世界上的事实，总没有这样便当，一定要经过许多艰难奋斗，“这是历史的公式”。他并谓：“我们并不是不肯牺牲，但不愿作一种无谓的牺牲”，又引古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自解。

　　尽管《人言周刊》命运多舛，多次受到压制，但邵洵美从未改变立场，始终坚持“说人话”的原则：“人言生存一天，就多说一天人话。它可以矫正和消灭其他一切的鬼话，使这时代这国家的人人都说人话。”而第3卷第1期由他执笔的评论《人言，还是鬼话?——勉人言周刊》，更是提出：

　　无论“人言”怎样地被认为“有罪”，我们还是用“人言”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尤其是在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存亡时候，我们更不应该“鬼话连篇”地来欺骗民众蒙混民众。

　　(作者为沈阳大学音乐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