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言论史上，张君劢不算是“失踪者”，但绝对是被忽视者。

　　中国历来有“清议”的传统，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清议》中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於清议亡，而干戈至矣。”稍微了解张君劢生平的话，会明显认识到，他是继承中国“清议”传统的代表性人物。在言论史上，张君劢不算是“失踪者”，但绝对是被忽视者，至少目前国内对他的宪政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远远不够。

　　第一次声名鹊起，是1923年，36岁的张君劢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人生观”，指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引发丁文江的批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随着他的反击，参与的学者越来越多，胡适、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等，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结果，自然是没有定论，不过张君劢却由此得了一个“玄学鬼”的称号。

　　此后，张君劢还创办过政论刊物，以政论的方式批评当权者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28年初，张君劢与朋友李璜秘密创办了地下刊物《新路》，决计用非法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份每期刊印3000份的刊物，基本都是以邮寄赠阅的形式分给各地朋友。

　　在《发刊词》中，张君劢提出了杂志立言的四个标准：1.持论务求平实；2.手段比加选择；3.立法期于久远；4.主张持以坚定。“本此四义，而又外察大势，内审国情”。由此，他又提出了“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帝制及一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等12条具体的政治主张。

　　与同时期的同人刊物不同的是，“发刊词”既是办刊理念的昭示，更是政治主张的宣扬。此后，张君劢先后刊发了诸如《一党专政与吾国》的政论，指出国民党要想不失败，唯有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地方制，施行地方自治”“速议国宪，施行政党政治”。

　　1928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条例》，随后，3月9日，国民政府改为《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进行公布，指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制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不久，《新路》遭到上海特别市政府查禁，理由是“言论反动，主张乖谬，意在危害党国，破坏革命”。张君劢即发表《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针对这16字罪状，逐一批驳。

　　苦撑一年，由于印刷厂不敢承印，邮寄亦困难，出版了10期的《新路》，无奈停刊。

　　1932年5月，张君劢在组织发起“再生社”之后，创刊《再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张君劢、张东荪和胡石青三人共同写就的《我们要说的话》，洋洋洒洒三万余言，提出了98条纲领——而这是后来张君劢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来源。

　　张君劢的“立国之道”，主要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社会主义下计划经济的建设”和“既发扬传统特点，又吸取西方长处的文化政策”。

　　究其一生，和徐复观一样，张君劢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批评者，张君劢对气节和尊严身体力行。飘零海外近20年，他一直没有固定工作，生活非常清苦，但坚持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资助。自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1969年去世，张君劢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当局的一文钱。

　　飘零海外的张君劢，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他写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为当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开山之人。

　　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长篇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1946年，张君劢曾有一个演讲，关于中华民国未来的宪法。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为什么要宪法？宪政的基础是什么？围绕第一个问题，张君劢的回答是，国家之所以要有宪法，是由国家的“目的”决定的，一个国家，必须保障人民的安全，必须保障人民的自由，必须造成一种法律秩序，使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同时，他认为人权是宪政的基础，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