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形象之下，张季鸾内心怀有着博大的“社会之爱”。

　　1934年秋，正逢楚林公百年诞辰，张季鸾回籍祭祖扫墓，并刻石立碑。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下，当时社会“颇不讲此种旧事”。他无意特别提倡，而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本来报恩之道，各有所宜，不必强求一律，“只希望大家都亲亲而仁民，推广骨血的至情，涵养爱人爱国的挚感。我想这或者不是违背时代潮流”。

　　五四运动以后，“打倒孔家店”等反传统的观念一时盛行。相对于“家庭革命”等激进主张，张季鸾倒是较为审慎。他深信：“惟能实行者，始能立言。”正如必自食其力而后可谈劳工神圣，必思想不专制而后可谈自由民主，否则无异于谰言欺世。他总是觉得自己缺点太多，尤拙于治家，怯于治己。不敢妄谈道德伦理范围以内之事，更不敢论家庭问题该如何解决。因此对好友沈钧儒及其大著《家庭新论》，“尤愿赞美而崇拜之”。

　　在其印象中，沈钧儒教育子女时不怒而威，不言而化。“以父母之纯爱，养子女之天真”。不讲什么东洋西洋，不谈什么学说主义，“而与圣哲理想自相吻合”。但《家庭新论》太理想主义了。比如废除家庭，虽不敢说不能，但可断言其不好。张季鸾坚信：“社会之基础，人生之归宿，毕竟为爱。爱之最纯挚而自然者，为亲子之爱。母之于子，尤然”。简言之，社会之爱的起点在于家庭，没有能不爱其亲而爱人者。在他看来，近代思想家所谓博爱与人道，都是由血缘之爱而扩大的。同样，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也应该在家庭制度下取得。反之，如果舍弃家庭来追求理想世界，实在“不知其成立之理”。

　　据张季鸾观察，中国的家庭制度本有两大原则：“为亲者重责任，为子者重报恩，而根本上则系以天然之爱”。而当时社会的流弊主要有二：一是苛求儿童之同化而轻视其个性；二是女教不昌。如能去此二弊，则传统家庭制度还有生命力。惟变革手段，只能是“有进化而无革命”。他相信中国这种以亲子间的责任心、报恩心为根本，而不以男女恋爱为本位的传统家庭，具有相当之“文化的意义，乃为隽永而可感”。

　　1934年秋回籍扫墓时，张季鸾曾以过继而来的赋基为儿，祭告先祖。对这些他看得很重。临行前说，将以此行“结束前半生，以后从头努力”。回乡后，尽管对家事实际无所布置，“但精神上感觉了事一宗”。返津后，即表示将“仰赖先父母的呵护，牢守着海内前辈、故乡亲友所给的同情，在个人修养上、在事业上，都想祈求一些进步”。

　　对他这种望子心切和家国情怀，老友胡政之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多年来张季鸾总想要个儿子。七七事变前夕，士基出生。多年愿望，一旦达到，他当然万分高兴。八一三事变后第四天，即匆匆西上武汉，创办大公报汉口版。到后不久给胡写信，“情绪非常愉快”，大意谓多少年为不合理的家庭所苦，现以儿子新生，心愿已了。“独居汉口，当专心作文，修养心身。”的确，在上海版停刊以后、王芸生到达以前，大公报汉口版文章几乎皆由他一人执笔，可以说是1926年以后“最辛苦”的一年。

　　夫人陈筱侠也记得，他常说士基的出生给了自己“精神上极大的鼓励”。其晚年心境，可见一斑。张季鸾确实做到了《礼记》所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因富于爱心，并能扩充基于亲子的“天然之爱”为博大的“社会之爱”，他对家乡的各项事业特别热忱。“西北文化之复兴”，张之提倡不谓无力。他爱惜青年、怜护亲朋，无微不至；而榆林原籍“竟未置一砖片瓦，半亩园田”。准此而论，“其体贴世情人心之处，令人格外钦敬之至”。

　　对这种由爱家到爱乡进而爱国的素朴情怀，张季鸾1921年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表述。当时外交情势紧急，国内政治瓦解。他提出，要改变现状、挽救国难，第一须提倡“爱的宗教”，而首先要“唤起同胞之互爱”。必如此，国民精神才能成为“润泽的、和平的、向上的”。他主张：第一要承认人人有向上的动机，即所谓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第二要自觉其能力与职分，不要逾越实际，搞非常举动；第三要觉悟处处为同胞谋实利，不可务高远、求虚名。否则“尚何立国世界之可言？”

　　(作者为沈阳大学音乐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