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惜分、方汉奇、王中三位我国大师级新闻学者，经历不同，风格迥异，但有许多共同点：勇于探索创新、坚持真理、严谨治学。

　　今年1月，100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驾鹤西行，这是我国新闻学界的重大损失。笔者以为，新中国成立后，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新闻学者，有三位先生：方汉奇、甘惜分和早在22年前仙逝的王中先生。我有幸同这三位先生都有过亲密接触，梳理他们的人品、学品和学术成就，深感受他们的教益良多。

　　甘老1938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0年起转入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他的《新闻理论基础》是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系统梳理、提炼和阐发，是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闻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项伟大成果。此后，甘老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舆论研究所，开启了我国的舆情调查，出版了《新闻学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著作，提出了“新闻三角理论”等，对我国新闻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甘老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他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我与老先生有过多次亲密接触。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王中先生的态度。“反右”期间，甘惜分曾写文章批判过王中。1980年在我们共同参加的西北五省新闻学讨论会上，他主动向王中道歉，90年代又在上海当面致歉王中。王中先生辞世后，他专门写了一篇悼文《满怀凄恻祭王中》发表在《新闻记者》上。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能够坦率地承认错误，向他批判过的人不断道歉，显示了甘老的宽阔胸怀和在学术研究上的与时俱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先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勤奋治学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十多部教材和著作。其中，《中国近代报刊史》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宁树藩等合著）是中国迄今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史专著，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则填补了中国新闻史教材中当代部分的空白。我与方老的接触不多，上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应邀到新疆讲学，我曾参与过接待。大约一小时的交谈中，他谈的几乎全是关于新闻教育和研究的话题，“三句话不离本行”。方先生对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执着，使我至今难忘。

　　王中教授早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是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40年代曾任大众日报和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上海解放后奉命南下，后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撰述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为我国新闻学走上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轨道建立了里程碑式的功绩。他的主要观点，一是新闻有学论，他力排众议，认为新闻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有其客观规律；二是报纸两重论，即报纸既是宣传工具，又是商品；三是读者需要论，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要进行读者调查，研究读者心理；四是社会需要论，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需要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没想到，这些现在看来十分正确的看法，却给他带来了灾难，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被开除党籍，行政降职。但是他始终不弯腰，不承认自己有错，还逐一反驳对他的批判。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在新闻资料研究室工作的一段时间，悉心研究“竖三民”（上世纪初于右任集资在上海租界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材料翔实，也有不少创见。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重新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接连发表了《论新闻》《论宣传》《论传播工具》等文章，更显示出思辨和学理的色彩。他的一句名言：“要做布鲁诺，不做姚棍子”（乔尔丹诺·布鲁诺，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因勇敢地捍卫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姚棍子指姚文元），不仅是对学生的教导，也是他自身坚持真理的写照。1989年我最后一次看望先生，骨瘦如柴的他已经坐在轮椅上，话都说不了多少，但仍然准备了笔和纸，在思考问题。这让我感到心酸和崇敬。

　　甘惜分、方汉奇、王中三位我国大师级新闻学者，经历不同，风格迥异，但有许多共同点：勇于探索创新、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学习他们的精神，将使我们终身受益。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