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带有深情的同时，徐铸成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张先生的不足之处和“时代的局限性”。

　　2016年适逢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出版三十周年。尽管有这样那样一些不足，这本小册子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作品，当年、后来乃至现在，都曾经让不少人由此增进了对张季鸾这位名报人的了解和认识。

　　王芸生临终前曾悔恨1960年代初写旧大公报史时自诬太甚，对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不太公平，尤其是欠赏识、培养和提拔自己多年的张季鸾先生一部传记。他的这一遗恨，终由同为大公报出身、也曾得张先生多年亲炙的徐铸成实现了。1984年春，在接受《今日中国》中文版记者邱健访谈时，徐铸成就透露：眼下自己正在撰写《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并将在该刊连载。也正是从刊载访谈的1984年第6期开始，徐著张传开始在《今日中国》杂志连载，直到1985年夏。

　　后来三联书店将之结集成册，并于1986年出版。徐先生加写了引言和另外三章，这就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之通行版本。不过限于连载体例，随写随发，加之徐先生年事已高，难免留下一些问题。比如总体看，有评论者称：很多地方语焉不详，而且结构紊乱，冗笔甚多，详略不当。除了原本是用于报章连载缘故之外，徐先生在引言中亦自陈：写本书时年近八旬，文思日见枯竭，记忆力也明显衰退，因此疏漏之处一定不少。这确实并非客套。比如大公报研究名家吴廷俊教授就曾撰文，订正了其中53处错误；当然，实际上有问题和不确之处，应该还不止此数。

　　对于这本凭个人记忆写成的小册子，吴教授认为“情感真切有余，史实真实不足”。此语诚然。徐铸成正是怀着对张先生的深厚感情才撰成这本小书的。后来在《我怎样写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他明确写道：和前两本即哈同传记、杜月笙传记不同，这本张传“是带着强烈的感情写的”。因为张先生是非常有名的报人，而自己又曾亲受教诲十余年。如果“尊重历史主义”，这位报界前辈，应该也和王韬、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邹韬奋乃至邓拓等诸先生一样，都是“各个时期新闻界的划时代的代表人物”。

　　徐铸成在写作过程中，“时时流露出深厚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因为旧大公报，即如京剧界的富连成科班，培养出了一大批新闻人才。他自己就是从1927年跨入新闻界大门起，在这个“科班”里面跑龙套，甚至挑大梁，都是张季鸾和胡政之亲自教授的（然则当时何以写张传而非胡传，亦可玩味）。后来虽然离开大公报、另办文汇报，不过正如京剧界一样，可能有麒派、张派之别，但周信芳、张君秋等仍然脱不掉谭老板、梅大王的影子。因此对于这种老一辈的师承，徐铸成“总是心怀崇敬和感激”。

　　徐铸成亦坦承，在带有深情的同时，自己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张先生的不足之处和“时代的局限性”。而且也或明或暗地写出了他所认为的张先生“白圭之玷”，力求近于真实、全面。在另处如《报海旧闻》中，徐铸成还用到了“阶级局限”等词，以致后来引起有些读者不满。实际上，时代局限、阶级局限等表达方式，在当年也是比较常见的特定修辞策略。

　　对“小骂大帮忙”，徐铸成也很不服气，认为那些批评者中本本主义的毒太深。比如对国家中心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承认他有他的苦心”，岂能一棍子打死？徐铸成称赞作为报人的张季鸾，骂能骂得痛快，使读者满意；帮又能帮到点子上，不像一些人，往往帮倒忙，这就是先生的功力了。

　　除了深沉的感情之外，徐铸成自称写张季鸾传的另一动机，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新闻媒介的重视，也希望新闻工作者本身多注意自身品格、才能及新闻艺术的修养，以便更好负起这一庄严的职能”。三十年过去，重温此语，且看新闻人的职责履行得如何？再就研写而言，除了徐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个别通俗性作品外，眼下仍缺一部关于张季鸾的比较好的研究性传记。尤其是既能贯穿其三十年报人生涯（而不仅是大公报那十五年），又能反映他在时代夹缝和政治风云中苦斗的作品，期待这样的传记早日出现。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