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眼下的一些所谓研究，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一些新媒体类研究，往往缺少必要的距离感。

　　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其实何止史论，就是我们的日常言行，也无不有意无意、若隐若现地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陈氏的另一段话。这是他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的学位论文时说的。此文即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多年后石泉回忆陈寅恪在很多细节上对自己有发蒙解惑之力；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记得陈寅恪坦然指出：“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陈寅恪的这段话，实际上涉及学术研究的距离感问题。

　　研究者为什么选取这个而非那个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是因为关注、关心、关怀，甚至倾注了感情因素在其中。但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关怀、有感情，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自己的立场、警惕与反思。反观眼下的一些所谓研究，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一些新媒体类研究，往往缺少必要的距离感。所谓距离感，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研究对象要有所警觉和反思，不被研究对象和潮流牵着走（不管这种潮流是来自政治的、商业的还是其他方面的）。

　　做当代社会尤其当代史研究，尤其容易遇到这个问题。毕竟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语）我们经历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烙印。但是当代史因时间太近，让人无法从历史的长时段和中时段来进行剖析，很多东西因仍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而呈现离散状态，对它们的看法还需要经过充分的历史沉淀。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去做当代研究，很容易与现实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历史距离感。

　　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的一些研究作品，尤其硕博学位论文，更是如此。比如热衷于选取某个新媒体现象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但是因为对研究对象缺乏警惕和反思，也没有把握好距离感，往往提不出问题、写不出新意，而是满足于对现象的一般描述，对其背后的复杂机制等则缺乏了解和认识。

　　已故学者邓正来曾经指出：“每当一些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或热点问题凸显出来时，总有些论者乐此不疲地紧随其后，不经科学地思考，甚至未经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如前可知，这样的专家学者，在新闻传播学界也并非没有。甚至还有些学者只是牢牢盯着不断变化的政策和领导人政治的或即兴的讲话，于是就有了众多昙花一现似的“学术研究成果”。曾有学者质疑：这些所谓“管用”的文章（充其量是些个人心得），在当时也许很得有关部门的赏识（因为他们需要），也很得一些负有宣传任务的媒体的赏识（因为他们也需要），但是又有多少真正研究学术的人会欣赏呢？

　　有感于此，新闻传播学者段京肃提出：必须警惕，如果只是跟随社会的世俗潮流，人云亦云地去“发现”某种权势利益（政治的、 经济的或其他的）的“合理性”，将把本学科带入一条死胡同。由此出现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很难有什么意义，“不仅没有在前人就此问题而形成的知识脉络上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证明或证伪，也没有做出理论上的创新，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研究此一问题的知识基础，更没有对这些问题转换成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前提做出追究”。亦即如凯利批评过的，缺乏距离感的研究，很难让人“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发展的支配力量、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现实的性质”，“他们的观点都忽视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对政治状况的理解。”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