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只是传统媒体人焦虑，新媒体人也在焦虑。

　　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在总结2017年的图书出版时，谈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最近七八年，历史著作越出越多？他说，“我是有答案的：一拨人对外部世界和真实历史的渴求，以及该往哪儿走的思考自觉。我从这拨人的热情中，看到了一个巨大人群的希望所在。”

　　与此相呼应，“新民说”微信公众号推介新著《枢纽》时，其标题明确使用了“焦虑”一词：《“何谓中国”与当下身份焦虑》。正如该书作者施展所言：走到了十字路口的中国，发现原来的精神资源、参照体系都不好用了，“越来越难以理解自身与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国的历史、重构我们的史观便成为一种必须”；而该书的写作，正是为了化解这种时代的焦虑，帮助大家能“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有关何谓中国、有关中华民族等讨论的书籍会非常火热。尤其是葛兆光、姚大力等名家，一出手即洛阳纸贵。而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于2017年10月出版后，更是迅速被各家排行榜推上年度好书。

　　这背后隐含的焦虑情绪不难想见，大概也是一种时代的征候吧？无独有偶。1月9日前后那几天，在朋友圈里碰巧注意到几则消息，都是谈媒体人的焦虑，只是另有缘由罢了。

　　2017年底，江苏师范大学“淘宝写作及传播”课程请业界人士作为课外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引起所谓“网红进课堂”的误会。据刘行芳教授介绍，实情与网传颇有不同，而且那位生于1992年的主讲人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也谈到了他的焦虑和困惑。所以1月9日那一天，在朋友圈看到“女主播获5700万打赏，她还在焦虑什么”时，笔者就点了进去。原来这位被称为舒舒的主人公进入直播圈3年后，虽自称以才艺立足，“却也有了危机感”。首先是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竞争激烈。除了直播，舒舒剩下的时间几乎在不停地学习新技能，包括非洲鼓、葫芦丝，脱口秀和hip-hop，以求给观看直播者带来新鲜感。这些才艺多少可以支持一天，让舒舒8个小时的直播没有重复；但一年365天，每天都在直播，又怎么可能不重复呢？而除了“每时每刻留住粉丝的焦虑”，她们还要面对更多考验。

　　1月9日这天引起笔者注意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歌手》总导演洪涛流泪了，为什么一些功成名就的电视人如此‘焦虑’？”尽管有些标题党，但提到电视人的焦虑感则是真切的：曾经的辉煌还历历在目，怎么一眨眼，世界就变了？ “找不到观众，不理解观众”“没钱请不起明星，请来了明星又怕出事”“买不起好剧，买了新剧收视不好”“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却不及自媒体大号动动手指”“紧箍咒般的考核指标下，电视人难以遁形”……

　　正是由于眼下的媒体环境变化太快、挑战更多，所以在迎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得不少刚刚适应现有职业没多久的媒体人开始变得不安和焦虑起来。为了帮大家找到“焦虑的底层原因”，知乎于1月10日晚邀请相关人士，进行了一场关于“焦虑的互联网人，未来该怎么办”的深度答疑。

　　实际上，也是在9日这一晚，笔者看到了另一篇推送，题为“专访赫芬顿邮报创始人：转型时刻，‘新媒体女王’的焦虑与信仰”。这家在线数字媒体曾开创博客新闻之先河，向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传统新闻编辑室发起挑战；但现在，也同样遭遇新兴媒体形态的围剿，陷入“中年危机”。面对算法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冲击，新媒体女王在接受《财约你》访谈时，仍然坚信：恪守把关人身份、进行新闻求证和审核的新闻编辑室依旧拥有未来。然而，就在访谈中文版推出不到十天之际，当地时间2018年1月18日，赫芬顿邮报宣布终止其开放的博客自媒体撰稿平台的运行，推出两个由编辑主导的封闭的内容产品取而代之。有评论称：在用户访问量大幅下滑和广告变现无以为继之后，这一曾经让纽约时报“闻风丧胆”的原生数字媒体独角兽正在走向衰落。是否真的如有些媒体所言，踏上不归路？暂时不得而知；但这背后反映的焦虑，特别是新媒体也焦虑，则显然非常真实而紧迫。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