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采写要选材准确，把握住所反映事物的本质。

　　彭子冈曾经是与杨刚齐名的大公报女记者。1949年之后逐渐淡出，不再“凭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创造性去采访”。但是多年旧行当形成的职业习惯，已经构成她“性格与本能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人和事，她会情不自禁地以其新闻触觉想到：“这倒是新闻！”“这可以好好写在报上！”读报时也一样，读后还常分享给相知的朋友们：某月某日某某在某报写得多棒啊！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子冈心心念念的，还是“假如我还当记者”。在新闻史上，她的确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印记。自称大公报票友的陈纪滢，曾提出同辈记者中，子冈是“融文学手法于新闻采写较早的一个”。子冈大体认同这种看法。因为中学时代开始，她就给杂志投稿，小说、散文、诗歌等等都写过，这也造成她“终生不泯的气质：容易冲动、喜欢形象性的东西、热衷于写情”。后来她半途改行，搞起新闻，但文学的东西常常不自觉地融会其中。

　　子冈坚信：新闻作品中也要出“情”。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出“情”呢？以其多年实践和经验，她提出主要在于选材准确，把握住所反映事物的本质。以写于1945年的名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为例，子冈自称写得很朴素，而且一向不会、也不喜欢玩弄词藻。多年后重读，她依然觉得：这“只是曾经认真花过一份心思，在采访上没有偷懒”的报道。至于文字，并不特别优美，甚至还有毛病。

　　写这样一则记事，子冈当时也不过用了个把小时。但就是这样一篇不事雕琢的急就章，可以窥见一个记者的功力。作为入党已经七年的地下党员，第一次在国统区见到本党的主席，子冈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如何处理这篇国内外瞩目、但只能有几百字篇幅的消息？如何破除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歪曲宣传，树立共产党人可亲而又可信的形象呢？子冈觉得，一定要写得朴实自然。于是，写毛泽东的新衣着，试图借此衬托出延安生活的朴实无华。当时中共领导者往往被形容得如洪水猛兽，或者粗野非凡。所以子冈没有舍弃采访中看到的这一细节：被张治中接到他家广漆地板的客厅之内时，毛泽东由于拘束而打碎了一只盖碗。在叙述这一细节时，子冈加了一句评述：“他好像是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为了这句话，子冈后来没少挨批，被认为有损伟人形象。但她坚持认为：这一笔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写出了自己当时对于主席的诚挚感情；这样写也是想让读者看看；革命者毛泽东也是来自民间的读书人，“这难道不也是事实么?”

　　子冈还写过不少同样倾注了个人情感的社会新闻。比如，夏安静的故事。通过这样普通的社会新闻，子冈希望引发读者去认识国民党发动的战争之罪恶。写这新闻时，她很激动。有人说做文学工作要自己先燃烧，然后才可以去感动别人，引起共鸣。子冈深以为然：在很多场合，她确曾热烈投身于每一个大小新闻事件之中，“与环境斗争，与自己的拙笨的表现方法斗争”。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对于夏安静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大悲剧，子冈觉得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事件本身已经给社会画出了一个侧像，这种社会新闻的效果，不比写国民党在前线吃了一个败仗力量小。

　　在进行这样的新闻写作时，子冈时刻注意把自己作为记者的主观立场和思想感情掩藏起来。一方面是不得已，比如不能像新华日报记者那样表示由衷的欢迎，以及鲜明的阶级立场。更重要的也是对记者职业的认识。她认为应该借助于细节和简单对话，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去领会，而不能简单说教。她相信，“有此含蓄比说透说够要好一些”。

　　当然，也不要写得太“纯”，特别是“纯”得连细节和情趣都剔得一干二净。一段文字固然要有个“主题”，但子冈以为，“最好能通过一个真实可信的生活片断去体现主题”。至于结论，也不一定非得“拎”出来明白告诉读者，而不妨腾出一些篇幅，多讲些富于典型意义的细节，多写点情趣盎然的东西，让读者去欣赏、去咀嚼、去体会。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