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撤稿事件成为媒体报道的目标主题时，却被置于“科学崩溃论”这样一个框架之下，给公众营造了一种科学不再可靠的氛围。

　　如今，科学已经融入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再也不能忽视科学的存在了，特别是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科学开始全方位地展现在公众传播的舞台上。但是在媒体对科学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它们也会融入自己的框架和议程设置，这进而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看法，塑造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最终左右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作为一项累积性的事业，科学是在不断地质疑，甚至是自我否定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包括在质疑的基础上强化或者修订甚至是否定既有的结论，而这种质疑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科学这个巨轮滚滚前行的动力，而传统上，这种质疑更多地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但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它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下。

　　一般来说，科研成果发展的逻辑是科研团队或者个人在开展研究项目的基础上得出一定的结论，进而将结论以论文的形式提交给科研期刊，期刊在经过同行评议之后做出是否发表的决定。如果后来者无法重复或验证被发表的论文的结果，那么期刊就可能会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是否对已发表的文章进行撤稿，比如小保方晴子事件，以及斯普林格旗下《肿瘤生物学》的大规模撤稿事件。这实际上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自净机制，而这种自净机制也确保了莫顿提出的科学共同体社会结构的规范标准：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

　　但是，撤稿事件成为媒体报道的目标主题时，却被置于“科学崩溃论”这样一个框架之下。通过放大和凸显这些事件，给公众营造了一种科学不再可靠的氛围，甚至出现了质疑科学或者反科学的声音。

　　的确，媒体应该关注和监督科学研究，并且为公众提供客观、理性的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做报道（包括科学报道）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议程设置，而恰恰是这种被设置了的议程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及看法。实际上，媒体对撤稿事件的报道有必要聚焦于科学共同体的自我净化机制，这也是科学传播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公众只是看到了科学研究中一些表象的问题，而对于隐藏在科学发展背后的本质性内容的理解还有所欠缺。

　　当然，媒体之所以给予科学很多的关注，一部分原因也在于目前很多科研成果会主动地去获取媒体的关注。德国学者魏因加特用科学媒体化（medialization）这个术语来形容这种情况，随后很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关注和研究。它大体上有两个维度，其一，媒体对科研成果的关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科研成果的引用率，这有经典的研究予以支持；其二，科研论文或者科研论文的作者也会主动地亲近媒体，寻求媒体对科研成果的报道，比如近年来的一些科研论文会用很多抓媒体眼球的词语，包括有趣的（interesting）、惊人的（amazing）以及让人兴奋的（exciting）等等。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论文中“使用积极和肯定的词汇的频率从2.0％增加到17.5％（2014），四十年来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相对增长了880％。特别是‘强健’‘新颖’‘创新’和‘前所未有’等词汇，其使用频率的增长比例竟然达到2500％至15000％！”这一方面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增加科研论文被媒体报道的几率，另一方面让公众对科学有了某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忽视了科研过程的本质。甚至阿尔伯塔大学法律和公共卫生专业的蒂姆·考尔菲德（Tim Caulfield）教授还杜撰了一个名为scienceploitation的术语，其大意是指为了营销的目的而对科学加以利用或操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充斥在我们周围的标题党。他认为在虚假新闻、隐性炒作和冒牌期刊（quacka journals）的氛围下，我们助长了一种难以去伪存真的态势，这进而又导致人们去质疑科学是否还能继续发挥作用。

　　就此而言，还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传播科学共同体的自净机制，特别是通过媒体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传播这种自净机制，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也能够纠正“科学崩溃论”的腔调。此外，科研人员也应该正视科学媒体化的影响，切记不要通过炒作等方式去迎合这种需求或者现象，否则科学可能真的就会“礼崩乐坏”了。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