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调查报道是一种最昂贵和最具风险的报道方式，代价高昂而收益低。

　　每当某个公共危机引发某种焦虑时，调查记者都会被抬出来“凭吊”一番。《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一文刷屏后，《别假装爱调查记者》一文怒怼：“你们这帮‘新故事会’的阅读受众，还能记得原材料制作者——那些调查记者的名字吗？……调查记者濒临灭绝，是社会各色人等的一场合谋，写的没前途没尊严……假装爱，一回身水已漫到脚下，自己的眼泪也成了浪花的一分子。”这篇文章骂得很过瘾，直指现实。

　　调查报道作为一种文体兴起，是从美国开始的。进步主义时代的“扒粪运动”使调查报道获得了一种道德光环，“水门事件”和越战报道更在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中激发了一种“成名的想象”。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尼克松穷追猛打，并成功地将总统赶下台，让这种文体的声望如日中天，鼓舞了一代年轻记者去挖掘事件背后的“黑幕”。“水门事件”之后，本·布拉德利说，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报道农村的日常火灾就好像他们在报道“水门事件”一样。这些年轻记者回来之后会辩论道，水管里有汽油，消防队长是反犹分子，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声望和荣誉之路。卡特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抱怨说，在媒体眼里，处处都是越南与水门。

　　中国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南方周末》、央视《焦点访谈》和《中国青年报》引领了这波调查报道热，成就了一批名记者，公众今天能数得出名字的那些名记，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闯出来的。在新闻业界，调查报道被视为一种英雄主义文体，处于新闻文体金字塔的塔尖。

　　李红平在《后台》一书中谈到《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三道招牌菜：陈菊红的《文湘莉在1997年的最后三天》，余刘文、长平的《昆明在呼喊——铲除孙小果》，鄢烈山的头版国庆评论《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文章是三种不同风格：第一篇是对一个并不太张扬的新闻事件，发现它的独特价值和角度，然后再用一种很好的文笔去叙述它；第二篇则是典型的靠猛料取胜的揭露性报道；第三篇则以逻辑思维和见识取胜。第二种风格变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最好是越来越猛的料在头版刺激市场，赢得高销量，不然，销量就会下滑，内部的士气也会变得低落。李红平反思说，《南方周末》后来不断出现风波，固然有环境收紧的因素，但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调查报道，猛料）路径依赖恐怕是相当大的因素。

　　实际上，如今调查报道和调查记者的衰落，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全球性现象。新闻学者迈克尔·布罗姆利的考证是，这种文体和一个群体的衰落，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另一个新闻学者斯蒂芬·巴尼特分析了衰落的原因，他首先归咎于企业合并及全球化过程，谈到调查报道是一种最昂贵和最具风险的报道方式，而且其本质决定了有时候可能一无所获——代价高昂而收益低。然后，在一个碎片化而多渠道的世界中，比起对政府不当行为的揭露，足球运动员的绯闻或王室王子的故事更易于吸引读者。巴尼特尤其分析了公关对调查报道的冲击，他说，严肃性新闻的衰退与公关的兴趣成正比，对于优秀的记者而言，公关已成为一种利润丰厚且极具吸引力的职业。BBC新闻与时事部前主管伊恩·哈格里夫斯说：记者的忧虑在于他们不再有资源去抵抗其宿敌日益老练的进攻，新闻界正被一些不怎么遮掩的说服者所坑害。

　　中国在这方面倒很像，很多调查记者转型当了公关。不过在调查记者衰落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比西方国家复杂得多，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性的，随着诸如迪士尼、新闻集团等巨型跨国公司的增多，独立的新闻采访企业正不断减少。而中国调查记者的衰落，更多受到媒体环境的影响，还有媒体转型的压力。

　　有调查报告称现在中国的调查记者只有100多人了，这基本是胡扯，过去没有那么多，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少。调查记者其实并没有一个硬标准，记者证之外没有一个专门的“调查记者证”。理论上说，记者都可以去做深度调查，都可以成为调查记者。作为金字塔尖的文体，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调查记者，单位也养不起那么多专职的调查记者。有些人喜欢自命调查记者，用这个给自己脸上贴金，忽悠实习生，敲诈煤老板，恐吓企业。自命调查记者的假记者，比真调查记者多多了，坏了这个群体的形象。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