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年轻研究者要重视提高史料解读能力，不能仅凭二手资料。

　　毕业生在完成学位论文时，只要踏实认真，即便难以获得优秀，一般来说获得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年有一篇外校的硕士学位论文，被我给了不合格。主要原因是迷信数据库，而不认真翻阅原报刊。应该说，基于一种或几种特定的业务刊物，对最近三十余年来记者的职业形象进行分析，这并非不可以；但至少要对刊物背景及其发表文章等情况有更多了解和把握，而不能仅限于标题检索甚至电子文本进行考察。正是在这一点上，那篇文稿出现了纰漏。

　　比如在谈到研究样本的选取时，文稿称：《中国记者》杂志“为新中国第一家新闻业务刊物”。这是一段常见的宣传性文字，但其实并不准确。要说业务刊物，它显然并非1949年之后的第一家；更早至少还有新华社的《新闻业务》等（地方性媒体的以及1949年前的则另当别论），当然是非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而《中国记者》正是基于这样几家内部发行的业务刊物改组而来，“第一家”的说法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被叙述并得以成立。

　　更关键的问题是，文稿称：“1985年以来至今”，《中国记者》几乎每期都刊有一线记者的传记介绍等，而且“1985年至今的文章都被中国知网所收录，资料齐全，较易获得”。正是这样的介绍，让作为评审人的我倾向于怀疑：文稿作者根本没有翻阅过该刊的纸本原刊。

　　如前所言，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国记者》杂志，是改组后的产物，其第一期正式出版于1987年。关于该刊的酝酿改版及其诞生，无论是《中国记者》杂志的官网主页，还是该社相关人员的回忆，典型者如曾任杂志总编辑的余振鹏那篇《从〈新闻业务〉到〈中国记者〉》，都有明确说法。明乎此，可知1985年的时候，并无所谓《中国记者》杂志，而是仍以《新闻业务》等名义发行（另须说明，新华社至今还在内部发行《新闻业务》）。也正因此，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之立论，以及随后依据1985年为起点所进行的相关统计，难免出现偏差。

　　上述情况其实都是有关当代中国新闻非常基础的知识甚或常识。只要稍微查阅和浏览相关资料或工具书，就不难发现有关《中国记者》的真切情况。但是，要做一份刊物的研究，竟然不翻看原刊（其实该杂志的纸本并不难找），而仅仅凭借便利的、“较易获得”的知网之类数据库进行考察和写作，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须知即便是知网这样的数据库，也可能有误。原本为1985年、1986年的《新闻业务》杂志，却被知网标注以《中国记者》之名，误导了作者。而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在知网等数据库中并非特例。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其前身为《新闻研究资料》，1994年以后改为现名；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发表于该刊1994年改版以前的文章，也被知网等标注为出自《新闻与传播研究》。又如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最初原载《中国建设》杂志；而知网等却标注和显示为连载于《今日中国》，其实这是1990年以后才改的现名。

　　在具体使用中，我们还会发现数据库也可能存在其他一些不足。如果对这些刊物的演变史没有了解，如果不翻阅原始报刊，在上下文的具体情境中解读文献（更不用说了解这些文献发表的台前幕后等种种新闻生产史），而仅仅依据甚至迷信数据库，显然很容易上当。不幸的是，我评议的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就因此中招了。

　　正是因为这篇文稿在筛选刊物文本时有根本缺陷，以致随后的分析和立论也就难以站得住脚。可以说，不认真细致翻阅原始刊物，而仅仅根据标题、关键词等进行检索，在数据库里面选取特定样本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

　　十多年前，我刚开始踏上学术研究之路时，幸运抑或不幸地赶上了电子数据库的兴起。当时就有年长老师深以为忧：较之他们曾经受过的严格训练（当然还有他们那些不可复制的阅历），我们这一代年轻研究者之史料解读能力，不甚乐观。现在，较我们更为年轻的新一代研究者，是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呢？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