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口述实录”的魅力就在于可以记录下最生动、最真实的细节。

　　读史，不经意间就会有些令人心动的发现；如果这些发现和你的专业有关，那就不是心动，而是激动了。

　　太史公司马迁其实就是一位记者。记者采访，无非三种形式：第一是从各种公文、资料中获取信息，第二是对新闻现场的考察、记录，第三是通过访谈获得信息。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和这三种方式完全匹配：既广泛参考官方档案，又有实地考察和访谈。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司马迁在某些环节的写作中，居然有“口述实录”的影子。

　　口述实录是当前常用的一种采访方式，即由历史事件当事人或其子女口述记录和保存历史。从大的范围而言，它也属于人物访谈；和普通访谈不同的是，它的采访对象与历史事件往往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访谈，和“局外人”“研究者”的访谈相比，一般会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毕竟，如果是局外人，以讹传讹的东西就比较多。一个经典的段子是，某年溥仪去故宫，一位专家正在给游客介绍一幅照片，说照片里的某人是谁谁谁。溥仪当即指出其说法有误。专家不认识溥仪，说：“我研究故宫几十年了，怎么会错？”溥仪无奈地说：“你研究多少年暂且不论，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认错我爹！”段子的真伪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其子女对事件的介绍，即便存在故意隐瞒遮丑的情况，可信度一般也会高于他人。

　　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一直写到了和他同时代的汉武帝，有些篇章，因为时间上距离较近，完全有进行“口述实录”的可能。不过，“口述实录”出来的东西，虽然客观，却无法呈现文采；对文笔十分看重的司马迁，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进行了还原，让这些“口述实录”不动声色地淹没于太史公的恣意文笔之中了。

　　所以，要想知道《史记》哪些“采访”属于“口述实录”，就需要对《史记》的采写过程进行还原。而这的确有迹可循。

　　《项羽本纪》是《史记》最精彩的篇章，里面的一些内容也容易引发质疑。比如项羽临死之前，把仅剩的28名骑兵分为4队，冲击数千汉军骑兵，居然成功突围，且仅阵亡2人，打“赢了”人生的最后一仗；乌江畔，他“无颜见江东父老”拒绝过江；身受重创后，他看见包围自己的汉将中有个认识的“故人”吕马童，说“听说汉王以千两黄金、封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既然是老朋友，就把头颅送给你了”，遂拔剑自刎……

　　这些故事都太传奇，导致有不少人怀疑司马迁是在写小说。历史学家李开元给我们揭开了谜底：这些内容，理应是司马迁通过“口述实录”获得的珍贵史料。

　　《项羽本纪》中有一个细节：汉军追杀项羽、项羽指挥28骑士反攻时，一个名为“赤泉侯”的汉将，被项羽一声怒喝，人和马都吓得倒退了好几里地。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赤泉侯身上。

　　赤泉侯名叫杨喜。项羽自刎后，他抢得了项羽遗体的一部分，被封为赤泉侯。杨家由此发达起来，逐渐成了豪门大族，东汉的杨震、开创隋朝的杨坚等，都是他的后裔。

　　可以说，杨喜追杀项羽，是杨氏家族兴旺的起点；杨喜本人也好，他的后人也好，自然会将这一事迹大书特书；放在今天，肯定是要出本自传的。

　　杨喜是战场的亲历者。出于对项羽的敬畏，被项羽怒吼吓退好几里地的糗事，也没有什么避讳，毫无保留地告诉后人。而司马迁和杨氏家族，又有一层特殊关系，导致他完全可以采用“口述实录”的方式进行采访。

　　司马迁的女婿，名叫杨敞。杨敞就是杨喜的曾孙，换句话说，司马迁和杨敞的父亲（即赤泉侯杨喜的孙子）是亲家。有了这层关系，司马迁了解“项羽之死”，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杨喜功成名就、志得意满，开始逃离喧嚣、尽享天伦之乐时，怎么可能不把自己那些精彩异常的战斗故事讲给孙子们听呢？对儿子，他或许还顾忌“长者的面子”，但在隔代的孙子面前，提提被项羽吓退的糗事，似乎也无伤大雅。于是，赤泉侯的孙子，可能就是对爷爷故事了解最全面的人，正是他的“口述实录”，成就了《项羽本纪》的精彩篇章。

　　由此可见，《项羽本纪》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司马迁有条件采访最接近事件真相的人。口述实录的魅力，正在于此：记者可以找到距离事件最近的人，从而记录下最生动、最真实的细节。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