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传播要做的就是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借由媒体）实现通约性，让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子集。

　　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命题，其论点是“整个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被名义上分成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障碍。这个命题提出后，很多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如何让“两种文化”融合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福祉的措施，然而时至今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尚未完全弥合，而如果不加以重视的话，这种隔阂还有可能会扩大。

　　作为一个研究科学传播的人，笔者通常要与科学家和记者打交道，应该说科学家与记者是科学传播两个必不可少的节点，前者被称为“发球员”，而后者则是“二传手”。但是偶尔也会遇到抱怨媒体断章取义的科学家，以及抱怨科学家不善于从事科学传播的媒体，真所谓二者有时候是“相爱相杀”，关于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不过并非都会把受众纳入进来一并考虑。正如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在诸多的科学传播模式中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就此而论，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考察科学传播的生态。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会发现“发球员”和“二传手”的角色可能会有所变迁，因为有些科学家会直接通过新媒体来从事科学传播的具体行为，目标直指受众，从而绕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从受众的视角来看，他们仍然是通过媒体来获取科技相关信息的。这也就意味着科学家、科学组织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正在内移，大众媒体和科学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

　　然而这并不能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科学传播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而“科学传播”可以被界定为对科学的信息和观点进行交流以实现一种目的或者目标，比如促进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更好理解，或者在与科学相关的争议性议题方面更深入地理解多元的公众观点和关切。

　　就此而论，科学传播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把隶属于科学界的专业知识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转化或者“翻译”成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去探讨它要实现的目标，因而笔者在这里想借用“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来阐述科学传播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是库恩、费耶阿本德同时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其本意是指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因为不同范式对科学的标准和定义有所不同，它们的科学术语、概念及实验的内涵和相互关系在旧范式与新范式中具有根本的差别，以及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拥护者具有不同的世界观。而实际上，这种差异也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与普通公众之中，比如“科学”这个词语在两个群体中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认知，当然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并非范式方面的，所以笔者才说要借用“不可通约性”的概念。

　　科学传播要做的就是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借由媒体）实现通约性，减少或者降低不可通约性，让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子集。当然这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科学界需要更多地介入科学传播的行为和实践，另外一方面公众也需要更好地认识科学，同时我们也要有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缩小或者说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

　　而实现这个目标就离不开科学传播的从业者和实践者的融合，但是现实情况是，实践科学传播的人与分析科学传播的人之间有一个令人不适的隔阂（史蒂夫·米勒），实际上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两种文化”。如果科学传播研究与“接地气的”科学传播现实无关，那么就难以产生有生命力的学术，更不要说促进“两种文化”融合了。

　　只有践行科学传播的人与研究和分析科学传播的人建立起合作与交流的机制，先在二者之间实现“通约性”，才有可能让被传播出去的科学具有生命力，同时能够站得住脚，并且通过媒体平台将这种“可通约的”科学传播给受众，最终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有利于科学整体发展的科学文化。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