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何廉提出“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这个宗旨，基本贯穿他的言论经历。

　　何廉是谁？问了不少人，基本都一无所知。曾经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声名。在南开大学官方网站上有一简单介绍：“何廉，男（1895-1975），湖南邵阳人，著名经济学家。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19年赴美留学，耶鲁大学博士。……”简介更多侧重其从教和从政的经历，而这只是何廉多彩人生的斑斓一页。

　　留美学习期间，何廉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从教十年，1936年应蒋介石邀请从政，其间，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等职务。抗战胜利后，曾担任金城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务。此外，他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所有这些身份中，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是他的“言论报国”经历。何廉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提出的研究任务是：“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这个宗旨，基本也贯穿他的言论经历。

　　在《何廉回忆录》中，他坦言：“时间并没有全部投入金融业和实业。我想在上海—南京地区出版期刊以及成立一个经济研究所。我认为我们应该请一些人共同工作，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刊行发表意见的周刊，多少有点像《独立评论》的性质。……在上海需要有一种类似政策与事实相结合的像伦敦《经济学家》这样的杂志，正如在政治中心的南京也需要有一种期刊一样。”

　　何廉创办的“独立评论”叫做《世纪评论》，创办的“经济学家”叫做《经济评论》。学者智效民认为透过刊物可以洞察1947年的中国政治。

　　1947年，《世纪评论》创刊，在《发刊词》中明确称：“本刊的立场是超然的，本刊同仁的思想，在大体上说，是接近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是个人人格的尊重，批评精神的提倡，科学观念的培植。”

　　何廉邀请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取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张纯明主持编务。“每一期开始是简短的编者的话，接着是当代问题专论，最后以国内大事综述结尾。撰稿人有学术界也有政界人士，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傅斯年、蒋廷黻和翁文灏就常给《世纪评论》撰稿。”

　　何廉认为，《世纪评论》论文和社论对政府都是相当激烈的、争论性的和批评性的。第一期社论的题目是《中国应该有一个正直和有力的反对党》；还有萧公权写的《制订宪法和实行宪法》，吴景超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巫宝三写的《现行外汇政策应该修订》。

　　第二期社论的题目是《国民党向何处去？》，批评说：“或者国民党执政的日子已经太久，党内重要分子已经作了大官，染上了一身的官僚习气，忘记了以前‘革命’的精神。办党的都变为‘党官’，党部变成衙门，大家过着安逸的生活，和以前‘打天下’时候的艰苦奋斗完全不同了。”徐道邻撰写的《公众意见和正确意见》，指出当权派如何捏造公众意见，并不反映公众的实际意见。第三期社论的题目是《为国家，为人民，还是为我们自己》。

　　而《经济评论》的版式有点仿照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每一期的内容包括：当前经济发展简评专稿；再就是各方投来的专论稿；中国经济研究所的考察研究成果、翻译、书评；最后是当前经济与金融发展概述。稿件都是来自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第一期的社论标题是《现在还不是货币改革的时候》，评述美元债券，对下半年实行的货币改革加以评论。

　　何廉从事政论的高潮来自一篇评论。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刊发了傅斯年撰写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出版后，刊物被人一买而空。第二天，《大公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何廉认为，这篇文章与1949年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是有很大关系的。

　　若干年后，何廉回忆中喟叹：“如果能容许我们把出版发行刊物的工作继续干几年，我想我们是能够有一些影响的，可是随着国内战争的发展，在1948年底我们的事业就垮了。”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