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范长江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考察和报道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勇敢和责任。

　　范长江是民国时期对于边疆民族问题关注最多、关切最深、对促进政府和社会重视边疆民族问题产生影响最大的新闻记者。他曾于1935年和1936年，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陕西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考察，写出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沉静了的绥边》《陕甘形势判断》等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后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两部反映西部边疆问题的通讯作品集，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6年秋，日本特务加紧对额济纳一带的武装渗透，为了将西蒙（内蒙古西部）一带的危急情况及时报告给国人，同时调查了解日本人在阿拉善的渗透情况，范长江在车马阻断的情况下，作出骑骆驼穿越近千公里沙漠和戈壁的冒险决定。目的是使外界早日获悉“西蒙危急的实况，迅速设法处置”，以消除西蒙被日本人蛊惑分裂的危险。

　　西安事变之后，为了及时报道陕甘真相，范长江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只身从内蒙古、经宁夏，冒险飞兰州了解前方情况。他在《西北近影》这篇通讯中写道：“我们当新闻记者的人，有将各种关乎国民的政治问题，及早详细公正为读者报导的责任。只要我们自己的目的纯正，态度公平，我想当不难得各方之谅解。万一有什么不幸的话，也是做记者的职务上所应当。”

　　范长江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的执着关注，来自他对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渗透等国家政治问题的关心。他在《塞上行》《自序》中明确表明心迹：“我自知不是长于文学的人，所以不愿多写文章。但是因为随时和各种实际社会生活接触，发现了潜在中国社会里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等着我们深入去求解，而且亟待着我们研究解答的方案。”他甚至将国内民族问题视作当时和统一国家途径问题等事关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三大问题之一，并且将民族问题排在第一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塞上行》序言中曾经这样评价范长江对于民族问题的执着关注：“中国国家建设的征途上，潜伏着一个很紧要的宿题，便是民族问题。……长江君对于民族问题素感浓厚兴趣，近年衔社命出入西北各地，接触愈多，所感尤切。《塞上行》诸篇，字里行间随在流露出他的情感和期望。”

　　范长江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热情也来自他对边疆民族地区广大普通群众命运的深切同情。他在《祁连山南的旅行》一文中，对途中一个回汉杂居小市镇边民穷苦窘迫的生活有着细致的描摹和感触：“汉人小孩有裤者少，若干少妇亦仅有破单裤，上仅破棉衣蔽身。”感叹诗人顾况的诗句“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何不归来山中老”不知民间疾苦真正滋味：“他哪里知道，一般缺衣缺食的人们，在都市中或交通大道上，终日奔忙，尚不能糊口，归到山中，试问凭什么来衣食？穷人回到‘山’中，恐怕不等‘老’，早已饥寒而死了！”见到路上往西宁城中运煤车夫的艰辛时，他笔下更是饱含深情。

　　范长江不仅对边疆民族问题十分关切，而且对边疆的民族、宗教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思考，“吾人自信对此问题之研究至慎，而对于边地危机之了解甚深”。他在《边疆问题应有之新途径》等文章中对边疆治理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见解，认为“所谓边疆问题，其主要内容当为民族问题”。最根本的是主张“扶持国内各弱小民族”，给予“各方面发展机会之平等”。“今后宜变消极的防范政策，为积极的团结政策，变削弱与同化政策，为扶持发展政策。……当以全力扶助边民作飞跃的进步。”批评历史上和当时所实行的消极狭隘的民族政策，使得当时的边疆民族问题愈弄愈糟。

　　从范长江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不顾个人安危的深入考察和报道中，我们既能看到一个新闻记者的勇敢和责任，也能看到一个边疆民族问题治理专家的思考和智慧，这是那个时代一个欲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者难能可贵的担当。

　　【本文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边疆民族地区宗教民族网络舆论预警机制及生态治理研究”（项目号：ZK20180114）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