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汪康年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办刊与论政。

　　汪康年，生于1860年，终于1911年。浙江杭州人。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中年号毅伯，晚年号恢伯、醒醉生——名号的变迁，亦可看出他的追求与心境的变化。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根据目前的公开表述，汪康年有两个重要身份：出版家、政论家，按照政治立场被视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

　　纵观汪康年的一生，简单地说主要做了两件事：办刊与论政。据学者汪林茂研究，汪康年在他的52年生涯中，16年办报，创办并主持的报刊有6家，其间还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论说之文；又善于交友，多以书信与友朋讨论国家局势和政治，交流信息和情感，或向当政者建言献策。

　　作为出版家的汪康年，因精通报刊经营，一生办刊不止，曾有“一代报王”之誉。

　　民国时期，《时务报》（1896年8月9日—1898年8月8日）可称得上是言论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896年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共同创办，他任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由梁启超撰写的创刊号评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也是言论史上的重要文本，文中说：“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在《时务报》。后由于张之洞干预，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1898年7月底，光绪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

　　1898年5月11日，他创办《时务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为主。8月17日，更名为《中外日报》。这是他所办的存活时间最长的报纸。1908年转让。1911年终刊。

　　1907年3月28日，汪康年创办《京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刊发政治新闻为主，立足于立宪派的立场。1909年，该报因参与评论“杨翠喜案”，涉及清庭丑闻而被查封。

　　1910年11月2日，汪康年又创办《刍言报》，撰著、编辑、校对、发行皆一人任之。因宣传立宪保皇言论，1911年10月17日终刊。同年11月4日，汪康年因病逝世。

　　汪康年不仅负责经营管理，亦撰写大量政论。他的政论虽然涉及领域颇多，但总体上有两个方面颇为突出，一个是政治改革，一个是报刊定位。

　　在著名的《中国自强策》（上、中、下）（1896年9月《时务报》第四册）中，他提出以兴民权、设议院为纲，以改革政府机构，遍设学堂、报馆、巡捕（警察），以及招商以平道路、浚江河、开铁轨、通电报、制钞币、立银行、正税则等改革措施为内容的变法自强策。

　　在《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汪康年指出，报刊要“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

　　汪康年认为：“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 “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论报章之监督》，《京报》）

　　在《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中，他提出办报者及报刊要有“报识”和“报德”。所谓“报识”，主要是指报人的新闻敏感，能及时反映民众呼声、时代潮流、社会和政治动向，否则就是丢掉了“报识”。所谓“报德”，基于报刊是“代表舆论之机关也”。他强调报刊的报道或评论“必有根据”，不应该捏造或夸大事实，“以骇人听闻、并不确实之消息布散于社会”。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刊发文章《汪康年：为报而生 为报而死》，纪念汪康年。其时，也是汪康年去世100周年。文中引用了汪康年的弟弟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话：“……百年后人若知先生所值之时事如何，所处之环境如何，则于先生何以有此怀抱，何以发此言论，可洞如观火矣。”

　　这个说法，精准地描述了汪康年的一生，尤其是其论政经历的历史价值。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