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抽象与具象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对话，能提升评论的语言活性和论证感染力。

　　塞缪尔·早川在《语言学的邀请》中谈到了语言的“抽象阶梯”，什么是“抽象阶梯”？说的是语言在抽象程度上存在一个从高到低的层次，在阶梯的最高层都是一些极为抽象的大词，自由、平等、法治、国家、财富等，越往下越具体，比如，用奔跑的男孩表现“自由”，用国旗代表一个具体的国家，用“伏尸海滩的叙利亚男孩”表现“难民危机”。早川批评说：有些人老是停留于“低的抽象层次”，他们会把无关紧要的小事一件件讲个不停，却从来不会把它们聚到一起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使那些事实能有一种意义。而有些人则老是停留在较高的抽象阶层上，虚无缥缈不着边际，都是抽象名词和理论，从不跟具体事实产生关联。

　　这批评的是两个极端。好的评论，既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度，又要有贴近生活的感性经验，用抽象与感性对话，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用语言与我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建立一种联系，才能形成一种表达和论证的张力。用早川先生的话来说：能迅速优美地从高级阶层落到低级阶层，又能活泼敏捷地从低级上升到高级。他们的心智又活泼、又敏捷、又美丽，就像在树上飞来飞去的猴子一样。

　　在具体的评论写作中，“抽象阶梯”可以勾践出评论的质感：开头要学会降维，也就是学会把你想要评论的事物降一下维度。之所以要降维，第一，宏大的抽象的概念你往往驾驭不了，具体而微的细节，你才能驾驭；第二，跟读者拉近距离，以读者熟悉的方式进入一个话题，小处着手，往往对读者有亲近感和代入感。所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有一个写作原则：一个宏大的悲伤比不上一个具体而微的悲伤。要善于找到平凡人的不平凡经历，让“特殊”与“普遍”对话。

　　新中国70周年，有很多赞美和表白祖国的歌，最流行的是哪一首？不是宏大的、奔放的、澎湃的，而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对爱国这个宏大概念进行了降维，降到了每个人都能有情感代入的那个层次：“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我还想起一篇文章，写北京地铁，题目是《北京地铁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奇迹的地方》，北京地铁有很多可以写的，有很多宏大的成绩，专业的数据，领先世界的成就，但记者很会降维，没有写那些宏大的东西，而是找到跟普遍人有联系、让普通人有感觉的描述角度：西二旗站平均每月有20只鞋、70多个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站台下的道床上。车站准备了拖鞋，方便那些挤掉鞋子的人回家。站务员清理轨道时捡到过5本房产证。一位老太太曾经这样形容：“高峰时车门一打开，地铁就像‘哗’地吐了一样。”通过降维，一下子把我们的感觉调动起来了。

　　小处着手，考验我们自己的理解能力，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一个事情，才能用通俗易懂的、有日常生活亲和力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比如，“几何级数”这个概念，它的繁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你说“非常强大”，说明你自己还是没有概念，但如果你说，一张纸对折50次的厚度是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这就是几何级数的繁衍力量。别人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叫“先把一个道理打碎成你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不知不觉接受了道理。

　　结尾则需要一定程度的升维，逻辑的飞跃，自然地得出一个普遍化的结论，从特殊到普遍，从感性到理性，在升维中提高观念水位。如把抽象与具象对立一样，常有人把理性与感性对立起来，这是流行的误解。我认同这种观点：这是错置了对立面，理性的对立面其实是愚蠢，而感性的对立面则是冷漠。理性、感性是可以共存的，并能在互相补充、互相成就中让一个人、一个社会更有质感，“给人双重滋养，此端越深，彼端越深”。在“抽象阶梯”中，抽象与具象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对话，能提升评论的语言活性和论证感染力。

　　（作者为知名媒体人）